周恩来征服世界的奥秘在于能把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巧妙结合
主持人:
您为我们展开讲一讲这一段，为什么这样一次事件就征服了世界？
封长虹:
因为在当时的50年代，世界的问题非常复杂。当时一个是西方阵营，一个是东方阵营，一个是资本主义阵营，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国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一个大国，但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需要争取更多的力量，这些力量的基础主要在亚非国家。
在亚非会议上，中国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国际舞台来争取到更多的亚非国家盟友，但是亚非国家有的了解中国，有的不了解中国，所以在重大问题上分歧和意见很多，很难达成一致。但是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利用他的个人魅力、个人风格、个人艺术去化解了很多纠纷和矛盾，提出了“求同存异”，这在当时的万隆会议上是获得了各国一致好评。也就是说，我们有共同的认识很好，我们可以达成一致；如果我们对问题有分歧和争论，我们求异，有些问题甚至可以以后再解决。这个“求同存异”就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刚才我们说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和外交艺术怎么去界定？其中有一条就是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这一点在万隆会议上体现的非常突出，也正因为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使周恩来总理在国际舞台上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
封长虹:
在万隆会议以后还有很多的事件，比如说1956年的波匈事件，还有1957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这个时候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当时专门提出来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如此，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兄弟，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不能没有原则，所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
在那之后还访问了其他一些亚非国家，到后来对日本的问题，对西欧的英国和荷兰的问题，对法国和美国的问题，周恩来总理要么是通过出访，要么是通过接待，通过外交对话来解决当时我们外交往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对日本的问题，当时我们和日本建交是不具备现实客观的基础，怎么办？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式。对英国和荷兰情况不同，可以先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对法国就采取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做法，在这种做法的基础上，中法两国在1964年1月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周恩来总理促使的第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的建交。
封长虹:
对美国在坚决反对它侵略、干涉政治的同时，主张坐下来谈判，并直接领导了1958年到1970年这12年间的日内瓦和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大使级会谈当时的目的就是如何沟通和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可想而知，从1958年到1970年，这12年换了一个地方，最开始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当时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再怎么斗，没有这种对话的基础，没有谈判的平台，就永远不可能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周恩来总理在对美问题上采取了一种灵活性，斗争是要坚持的，谈判是要进行的，很灵活。
尤其在1969年以后，抓住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周恩来总理与毛泽东主席一起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决策，这个战略决策当时作为中国人来讲是根本想象不到的。那个时候中国人始终想打倒美帝国主义，谁也没有想到忽然间坐下来和美国交往，这实际上是一种伟人的智慧，作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是充满了这种外交智慧的。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借这个机会又直接领导了中美之间1971年的“乒乓外交”，又接待了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包括他的秘密访华。后来1972年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并且发表“上海公报”，由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这里面如果没有策略的灵活性，中美之间的关系将永远的是对立关系，始终是一个僵局。
封长虹:
在对苏联的问题上也是同样的。文革期间，对苏联一方面是针对它的干涉和控制中国的图谋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要设法阻止，防止局势恶化。所以在1969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西方国家访问回来的时候，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进行了会晤，这个会晤就缓和了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当时和柯西金会晤作为中国外交部来讲，也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意图想了很多办法，最终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晤。
上述事件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把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巧妙的结合，把国际上公认的外交准则和手段同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很多人都说周恩来充满了一种儒家的哲学思想，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把这些东西运用到中国外交实践当中，所以说对中国外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在外交来往中，如果始终是一种很强硬的，很激烈的措施去和他国打交道，结果你就可想而知。这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人之间说话心平气和，双方沟通就容易，友谊也容易加深。如果双方说话都非常的激烈，可想而知，我也不想和他来往，他也不想和我来往，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周恩来总理的外交风格展现的是恰到好处，既能够让对方接受，又不失去原则，这个表现得尤其突出。
正是因为这样，作为一位伟人，他的个人风格和外交艺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他在1953年到莫斯科代表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参加当时斯大林葬礼的时候，苏联党和政府就出于对周恩来总理的尊敬，没有把他放在外国代表团的行列，而是把他放在苏联领导人的行列，是唯一的一个放在苏联领导人行列当中的。可想而知，当时的苏联政府对周恩来总理的态度，说明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举动抬高了新生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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