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G8峰会上，气候变化问题成了各国讨论的焦点话题。八国领导人在6月7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同意“认真考虑”欧盟、加拿大、日本等方提出关于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至少降低50%的建议，并希望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都为此而努力。声明还说，为在2009年以前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减排框架协议，排放全球大部分温室气体的经济大国应在2008年底前，就各自为全球协议作出的具体贡献取得共识。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在节能降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努力。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后所形成的治污减排、发展环保产业等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为此，笔者选取美国、德国、新加坡、日本这几个国家的环保措施进行介绍，以期有所启发。
美国:实施泡泡政策 环保讲求经济效益 执行严格处罚
美国的环境污染是随工业生产的发展而严重起来的。上世纪末，芝加哥河上的油脂形成了“液体彩虹”，匹兹堡市的居民每年由于空气污浊而多支付150万美元的洗衣费；人口拥挤使环境的负担加重；小汽车的大量普及使汽车排气的污染构成城市中空气污染物的85%；50年代洛杉矶出现了严重的光化学污染事件。但7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重要变化，人口不再朝都市集中及近年来出现的城市人口朝农村倒流都从客观上减轻了环境的负担，再加上美国人日益重视环境品质的改善，美国政府也必得顺从民心，本届总统布什在竞选时就曾宣称自己将是环境保护总统。
环保政策两特点
美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主要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级来完成，其次还有地方政府的参与，其中联邦政府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颁布联邦环境保护法；二是以各种环保和产业政策引导和影响环保；三是通过发起一组织具体的项目来促进环保目标的实现。州政府的工作就是负责联邦法规在各州的具体实施。
归纳起来，美国环保政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政策，即强调以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而不是以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二是强调环保措施上的多样性、创新性和灵活性，力求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和自愿参与。受美国环保政策的影响，美国当代环保有四个明显的趋势：一是日趋重视市场机制的运用，使其成为环境法规和政策的有力补充；二是日趋强调在生产线始端的污染控制和污染减少；三是日趋强调把环保经济发展和提高就业紧密结合考虑；四是将环保产业概念扩大化，使其包括各类技术和各种产品。
重视市场机制的运用:比“计划”更有效
近年来随着那些经济激励政策或者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的使用，美国通过市场信号来改变企业行为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之所以说可交易的许可证、排污收费、押金返还制度等政策工具借助了市场力量来发挥作用，是因为只要它们设计得科学合理并得到认真执行，就会促使企业或者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去采取措施削减污染物排放量，从而在整体上促进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美国在排污权交易政策中充分发挥了市场的功能，即每个参与者在关心自身利益的动力下，通过市场机制使整个系统内不出现浪费资源的现象。
在实施泡泡政策之前(编者注：美国1970年通过的“空气清洁法案”是一种指令性的管制，要求每一个排放口都必须采用规定的处理技术，没有灵活通融的余地。到1979年美国环保局试点一项新政策，称为泡泡政策。此政策规定，整个工厂如果有若干个排放口，只要工厂的总污染量不超过标准，允许各个排放口的排污量有多有少，互相调剂)，环保法虽然也鼓励各工厂采取更先进的处理污染的技术，使处理的成本降低，收效更大。但事实上企业因为害怕环保局很可能以新技术的出现为理由，提高指标，各工厂并不愿意研究并采用更有效的新技术，甚至在上报统计数字中“留一手”，故意隐瞒。改用泡泡政策之后，企业愿意投入人力物力去开发减少污染的新工艺，节约的污染排放量可以拿到排污权市场上去出售，所得收入可以补偿开发费用，有时还有余。
排污权交易不但消除了企业之间过高的污染处理成本，充分利用了低成本的污染处理，而且还提供了在时间上的合理调节以降低污染处理成本。
美国排污权交易政策还规定在环境品质没有达标地区，每一项交易要承担削减排污量10%到20%的义务。这相当于政府征收的实物税。显然，要求的义务削减量越高，能够成交的排污权越少，企业靠它提高经济效益的机会也越少。所以税收是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从人为建立起来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可以揭示许多市场机制的基本规律。
美国没有对大气和水体排污收费的制度，参加排污权的交易，根据规定完全基于自愿。但污染控制法加上排污权交易政策完全起到了排污收费同样的效果，所不同的是交易是自愿的，而收费却是强制的。
美国排污权交易这种用市场机制管理环境污染的政策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一经验有力地证明，用市场机制来限制污染比之用计划管理的办法经济有效得多，它可以用更低得多的成本来达到同样的环境品质水平。
环保讲求经济效益 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里根于1981年新上任不久签署了第12291号行政命令，规定任何联邦法规在执行之前都要事先进行效益成本分析，以确认法规的实施对社会有正的效益，这使70年代不计代价搞环保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改变。1993年，克林顿总统颁布了12866号总统令和12875号总统令，替代里根总统颁布的12291号总统令和12498号总统令，因为这两条总统令颁布时只考虑了可能带来的预期利益而没有全面考察实施它们的成本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同时要求对那些影响较大的法律和行政措施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1995年，国会颁布了《短期国债改革法案》，要求对那些每年需要花费1亿美元及其以上的法律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行定量的成本-效益分析，无论这些法律法规正在提请审议或已经施行。该法案要求有关部门在制订相关规定时要选择花费成本最小的方案，对未选择成本最小方案的原因要做出合理解释。但有迹象表明，这些成本—效益分析政策对各类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有限。
环保法规制定复杂严谨 处罚曝光
美国环保局制订法规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主要特点是公众的参与。在实施整个过程的每一步，包括最初起草的法规、对公众意见的征求、对公众开放的任何一次法规讨论会，以及正式法规的全部内容，环保局都会登出通知。
另外，美国法律用语以及在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时对资格上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比如仅对于《资源保护回收法》中的有害废物管理这一部分的解释篇幅就有165页。因此任何一部环保法律动辄都会有几百页。然而，查阅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时，却发现这部环保法只有区区7页。没有对术语的严格界定和详细解释就可能会存在潜在的法律漏洞，可见，我国在环保法律法规制定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
在环境执法方面，美国建立了一种处罚措施，可以处罚剥夺公司由于不进行环保行动而获得的任何经济收益。在所有的行政、民事、刑事行动中，美国环保局都向外公开细节，公众都可以从环保局的因特网站上获得全部消息，被惩罚的对象从个人到整个城市。例如在1998年和1999年，美国环保局针对1996年奥运主办城市亚特兰大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对当地河流造成的严重污染采取了严厉的行政和民事行动，结果亚特兰大被处罚的总额为320万美元。
（责任编辑：王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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