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对华表态为何越来越积极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缺乏一套明确连贯的对华政策，不同政府上台或者同一届政府的不同执政阶段，其对中美关系的界定也时常会出现明显波动。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对此的解释，一是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即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都带来了很大的制约；二是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军事实力因受制于经贸关系的相互渗透而无法体现出来。这些因素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很难定型。(郑永年：“为什么美国很难确定其中国政策？”［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6-12)中国学者时殷弘认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力不从心，并且会损害美国的战略设想和经济发展；而包容中国则会显著增进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影响，美国必然会对此疑心重重。两者相互抵触难以协调统一。(时殷弘：“中美关系基本透视和战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4期，第9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用简单的二分法认识道出了美国多年来缺乏连贯明确的对华战略的原因：“专家间的不一致性说明我们应简单地判定中国有50%的可能向外侵略，50%的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区域大国。”(JosephS.Nye：“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Affairs,July-August/1995,p.94)因此接触与遏制都不是最合适的选择。还有学者表示，由于美国社会存在多种中国观，因此无法制定出统一的对华政策。这些人的认识概括起来无外乎一点，就是权衡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利弊没有共识，因此也就难以确立清晰明了的对华战略。
美国对华认识的根本性调整出现在2005年美国国内的中国问题辩论之后，经过超过半年的激烈论战，各方最终产生两大共识：一是中国的崛起无法阻挡，二是中国崛起后的前景难以预测。此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正式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并为美国政府所坚持，这标志着美国官方的对华认识趋向于积极客观。佐利克在其阐述中表示：“今天的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中国虽然有时实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最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自己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因此他建议“不要把它排除到国际体系之外，而要在其内部提高影响力；不要把它孤立到全球化之外，而要制定战略把它与全球连接起来；不要促进共产主义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而要在经济增长、政治军事实力和国内关系中追求利益。……如果中国与美国的步调一致，(世界将会看到)未来的问题是更容易还是更难解决。”这一表态意味着美国承认中国国际地位的日趋重要，试图将中国纳入到美国建立的现有国际体系之中，并借助于接触、鼓励、引导等积极手段而不是遏制对抗等消极手段来促使中国完成美国所期待的角色转换。
多年以来，对华定位从敌人、竞争对手、非敌非友、合作伙伴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美国显得愈发务实，而这一调整也是有充分依据的。从能力上看，通过武力崛起的国家都有在境外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而中国军队难以离开近海，更无法威胁美国；从表现上看，中国并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这被佐利克视为中国与苏联最根本的不同；从效果上看，中国自身的发展对周边乃至全球经济都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从预期上看，美国面临的需要中国积极配合才更容易解决的难题越来越多；于是唯一难以确定的就剩下中国的意图。尽管美国找不到任何中国强大就会与其争霸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但美国仍然发展出了占绝对优势、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强大军力保障。凭借这一依托，既然“中国的威胁”只是潜在的，而其价值却极为诱人，那么对美国来说最好的结局显然就是在准备好应对中国挑战的同时，将重点放在引导中国积极融入这一进程，转化而不是遏制中国发展所释放出的能量上，使双方成为世界新秩序里的“利益攸关者”。在此基础上，美国愿意接受中国的兴起。从这个角度看，G2、中美国的概念与“利益攸关者”的内涵基本一致，是后者的延伸和发展。
三、中美关系的现实基础
(一)中美国力的客观差距
中美之间的国力差距究竟有多大，这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国际上对此的评估千差万别，甚至有美国学者鼓吹10到20年后中国就能赶上美国。其实问题远非如给出个数字那么简单。
首先，要考虑用来比较的具体指标：是采用GDP总量、购买力平价折算后的GDP、人均GDP、还是可持续性人均GDP(绿色)，算法不同则结论迥异。相对来看，最后一种是最合理的指标，但恰恰也是这种算法体现出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
其次，怎样的数学模型最有说服力。目前几乎所有的算法，都建立在中美分别维持当前经济增长率的前提下，这本身就缺乏依据。第一，落后国家经济增长初期都因他国有技术样板或前车之鉴而拥有迅速缩短代沟的现实条件，但在技术差距接近以后经济增长减速几乎是必然现象，因为这种方式得到的是“鱼”而不是“渔”，依靠引进和模仿的模式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后，要继续保持增速只能依靠自主技术革新，而这正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差别。第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已经完成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社会内部扭曲基本理顺，没有多少动荡因素，经济增量不需再为了补偿社会内部的磨合而消耗太多，基本属于一种纯增长，也就是说增长主要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和改善生活方面去了。中国当前的发展还没有超脱“内阻性”模式，高速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的社会矛盾不断显现，收入差距拉大、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社会问题对发展的阻碍作用会愈发明显。
再次，不应忽视基础性的社会因素。社会整体文明程度、诚信程度、社会保障水平、国民受教育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尤其是市民社会的发展状态，都是衡量社会成熟度的基本指标，同时也是影响国力水平的重要因素。
最后，历史条件差异明显。美国建国时就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其突飞猛进的阶段消耗的是全世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但现在已没有这种社会条件；美国搭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发展基本未受外界多少干扰，已顺利发展200多年，而中国始终步履蹒跚，稳定发展时间较短。
以这样的视角来观察，可以看出中国的综合实力相比美国还差得很远，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6%，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1/5，尤其是科技、教育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落后美国很多。在这一背景下，在金融危机面前能保住就业所需最低经济增速已属不易，中国何来余力去帮美国管理世界？
(二)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实际影响
金融危机究竟对美国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我们不妨抛开单纯的经济增速，更全面地考察美国的实力变化。首先，这次危机并未改变美国的一超地位、没有危及美元的霸权、更没有降低美国在全球各领域的特殊影响力。大家都知道减持美元、储备多样化会更安全，但环顾四方却无美元的替代者。其次，危机也没有改变当前大国基本战略态势的对比、没有动摇美国与其盟国战略合作的态势，美欧日的合作无论其规模还是内容都非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可比，实质上的关系亲疏仍一目了然。再次，美国的软实力也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受到多少削弱，提出“巧实力”外交的奥巴马政府的上台甚至还帮助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声望。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都未发生质变。
(三)美国对华的主观认识
美国官员虽然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但也明确表示中国尚未“达标”。2006年8月3日和4日，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国会以“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吗”为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明确表示，中国现在还不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除了军事不够透明之外，它在国际上的一些作为也令美国失望。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实现互利合作所需的基本步骤，并非一个已经实现的现实。2007年2月2日，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他再度确认了这一定性。
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不同，在“中美国”和G2的概念出台以来，只是一些美国学者和前官员在大肆渲染，美国官方并未对此予以确认，他们应该很清楚，中美两国间现有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互信，而且双边关系的发展主要仍受到利益驱动，而不是像美国与其西方盟国那样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因此，在美国眼里中国仍然是个异己，与中国开展合作也是形势所迫。况且美国国内历来充满危机感，时刻想着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某种威胁。美国一直十分警惕紧随其后的其他国家，拼命拉大与追赶者间的距离，如果差距从100米减小到99米都会让他心惊胆战，没完没了地叫嚷你威胁了他，这时防着你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鼓励你与他平起平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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