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很多经济体都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宏观数据，这是很好的事情，但这仍是非常初始的复苏。如果你看一下美国现在所处的状况，美国房地产市场对美国经济而言非常重要，美国房地产市场遭受崩溃早于英国，所以现在美国看起来正在走出衰退，这也早于英国。欧洲一些国家也似乎正在触底反弹，但因此断言我们已经迈入增长轨道还为时尚早。
我认为，在商业运营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信心和信任，这样才能发出真正积极的信号。在英国，很多公司在投资上依旧相当谨慎，在确保条件得到改善之前，它们会一直持谨慎的投资态度。所以，我认为目前离真正复苏和增长还很早。不过，我们有着一个重要的支柱，那就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从世界的角度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证券报：那么现在讨论退出战略是时候吗？你认为讨论这一战略是否很重要？
理查德：我认为，讨论退出战略十分重要，每个国家都要决定采取什么样的退出战略。它们需要现在就制定退出战略，但是何时实施和如何实施将是关键，当然也非常困难。现在普遍的一个共识是，低利率还需要维持一段时间。当通货膨胀率真的出现上扬时，我们才将不得不考虑提高利率。每个国家必须制定出退出战略的具体细节，以及考虑如何实施这一战略。无疑，二十国集团之间要讨论如何实施退出战略。
至于低利率要维持多久就要看低利率带来的影响，很显然，各国维持较低的利率是为了鼓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回到我前面所提到的，就是为了恢复信心，当公司和个人有了信心之后才会去投资，不仅在国内进行投资，还会去国外投资。比如，与中国，与美国进行海外贸易，打开贸易壁垒就非常重要，但这需要时间，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中国证券报：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金融几乎崩溃，如何才能恢复世界贸易和鼓励投资呢？
理查德：鼓励世界贸易和贸易融资归结起来就是信心和银行的放贷问题，现在金融机构在放贷上比18个月之前持更为谨慎的态度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它们需要确保它们资产负债表的安全性。它们需要对它们所放贷的公司有信心，这样才能确保每一笔放贷是优质的。
现在，市场上的信心是不充分的，但是信心在不断增加，至少比3-4个月前要多了很多，我希望在未来6个月内信心会提高到较好的一个程度。
中国证券报：你对中国在刺激国内经济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上所做的努力有何评价？
理查德：中国的一揽子刺激措施是非常成功的，当我去中国的时候，我注意到，不管是公司、个人和各个省份，它们都积极地感觉到了这些措施。很显然，中国向经济注入了巨额的资金，如果有人认为中国的刺激措施不太成功我都会感到惊奇。如果你关注一下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速，高出8%，同时你再看看半年前或是去年年底，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措施在帮助中国经济恢复信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显然受益匪浅。
在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然而在1929-1930年期间，各国根本就没有刺激措施，没有向经济注入资金，到处都是保护主义，尤其是美国更是征收重税，每个人都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这次，人们确实从过去吸取了教训，所有国家尤其是中国都在这个时候理智地应对危机，意识到必须向经济注资和维持信心。这次经济危机没有像过去那么糟糕，因为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从大萧条中吸取了教训。
以我们毕马威为例，毕马威在中国的业务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在中国我们雇有一万多名员工，中国业务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增长十分迅速。作为一个国际性公司，我们将继续在中国进行投资。所以我们在中国所取得的利润继续保留在中国进行再投资。我每年都要去中国5-6次，就是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中英关系很重要，以后还会更加重要。
欧美及新兴市场将经历“角色”调整 随着本月初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做出了“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状况已经改善”的结论，国际社会对该集团匹兹堡首脑峰会的期望，也逐渐转移到了更为本质和长远的全球经济长期增长模式上。
9月2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与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先后表态，要求G20主要工业化及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政治领导和探讨“负责任的全球化”问题，来确保全球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亟需定义调整方法 卡恩表示，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国民储蓄、消费及投资率的巨大差距，已反映在各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与逆差之中。而如果“一些国家拥有巨额顺差，另一些国家拥有巨额逆差”的现状成为一种长期格局，那么这种全球失衡状况将是“有害的”，而且“可能引发危机”。
事实上，围绕着通过减少依赖美国消费者的举债消费来实现更均衡全球经济增长的话题，国际社会已经展开了数次多边磋商，各方对结论都表示赞同，但事后却没有任何行动。
对此，卡恩指出，尽管IMF或世界银行能够提供专业诀窍与能力，但主要工业化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却是以往缓解经济失衡及支撑全球增长的努力中所缺失的，这也意味着单靠IMF等国际组织是无力完成全球经济平衡调整的重任的。因此，国际社会需要G20对此发挥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匹兹堡峰会需要做的，便是尝试共同定义什么才是最为现实的调整方法，这其中也包括对长期增长模式进行定义。
新兴市场担当新的需求 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G20官员已就一套评议程序进行了初步讨论，根据这套程序，各国能够追究彼此在寻求全球经济平衡过程中应当做出的调整。尽管该程序已引发了部分国家的异议并仍需要进行大量的细化工作，但其存在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在确保全球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均衡发展的共同诉求下，各市场所需进行调整的趋势已大体明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消费者因为提高储蓄率而无力继续填补的消费空白，将由新兴市场的消费者来完成。卡恩就指出，我们必须调整经济增长平衡，增加新兴市场的消费，这样才能在短期得到充分的增长；而佐利克也建议，“通过为一些仍有借贷空间、管治良好的中等收入国家确保融资渠道，来帮助创造新的需求来源。”
实际上，早在本月中旬召开的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与会的经济界精英就已经确认以亚洲经济体为主体的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模式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对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复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新兴市场也因为寻找新经济增长点和应对金融危机长期社会性负效应的挑战，而对转型有着迫切的需要。
不过，“角色”的提升也意味着权利的扩大。美国和部分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目前就正在推动G20同意改变IMF投票权构成，使西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能基本上各占一半，以取代目前的57%对43%。而欧洲尽管将因此面临失去不少权利的代价，但其在金融危机中的不佳表现，使得欧盟领导人不得不表示“愿意支持某种程度的变化”。
关注“负责任的全球化” 在寻求全球经济平衡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应对气候变化和援助贫穷国家等人类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也有理由得到全球主要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佐利克称，G20各成员国领袖应当为“负责任的全球化”制定一个目标远大的议程，把促进更均衡增长与金融稳定、发展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努力协调起来，其中包括世界银行的一项建议，即创立一种新的工具来帮助各国应对外源性经济冲击。
佐利克认为，G20成员国应认识到，要达成一项协定，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将发展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协调起来。他表示，世界银行愿意对联合国主导的相关进程提供融资帮助。而在这方面，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将承担起一定的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长伊沃·德波尔也公开指出，中国和印度等国承担减排责任，对于年底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成功并达成新协议至关重要。
此外，佐利克还特别指出，世界经济“仍有残留的脆弱之处，比如中、东欧地区”。他还警告说，一些地方“可能会有新的危险出现”，比如在引领全球反弹的东亚经济体。其中，随着信贷增长放缓，迅速扩大了信贷规模的中国面临经济再次放缓的风险；在另一方面，东亚地区迄今的强劲反弹可能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吸引大量资金涌入，届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将在汇率政策、通胀政策以及利率政策方面接受考验。
（责任编辑：林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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