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支柱产业的形成

东京街头一景。　本版图片均由陈建提供

    促进经济增长　扩大有效需求　优化产业结构

    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萧条暴露出日本经济存在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日本政府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7年内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使得钢铁、汽车、船舶、家电四大支柱产业发展迅速，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受益于国民收入的提高和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消费品以及服务行业迅速增长，出现“消费革命”和“大众消费社会”。

    “倍增计划”出台背景与过程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岩武景气”时期，进入“锅底萧条”阶段。萧条暴露出日本经济存在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日本经济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面临调整、人均国民收入不高和消费需求不足等诸多问题。日本在制定新时期经济计划时，引发出一场大讨论，最终一项综合经济发展战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下简称“倍增计划”)诞生。

    1957年12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制定了“新长期经济计划”。这个计划目标是在1958年至1962年间，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同时谋求国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接近完全就业状态。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将比基准年度大约增加40%，人均消费支出大约增加38%。当时在这个计划中还包含有一项重要决议，即制定20年后即1980年日本经济展望报告。

    1959年底，日本政府在经济审议会中设立了“长期经济展望小组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60年5月19日向经济审议会递交了展望报告，提出：前10年日本经济增长年均为7%，后10年为5%，力争20年后日本国民生活水准将达到当时西德、法国的程度。当时提出：“今后10年里日本经济规模翻一番的长期计划，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国际收支、能源消费量等一切都要翻一番。”

    该报告公布后，引发一场举国大辩论。在理论界，一些经济学家率先提出“工资翻番论”，作为当时一种代表性观点对日本政府决策发挥了重要影响。

    日本一桥大学前校长中山伊知郎在1959年1月3日《读卖新闻》上发表文章“提倡工资翻番”，提出“这里工资是指收入翻番”。文章指出：如果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资方就没有反对理由，因此收入翻番可以作为劳资双方共同目标，而达到目标的方式就是齐心合力提高生产率。同时文章在日本首次提出“收入翻番还可作为政策目标，福利国家应该是日本未来的面貌”。

    二战结束初期日本忙于复兴经济，直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政治、经济、国民生活等各方面才基本稳定，才有余力深刻反思、探讨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国际主流社会也发生了转变，普遍建立起福利国家体制，提高全民生活水平。在此影响下，日本学界也逐渐意识到发展经济应该回归本义，大胆提出发展经济“收入翻番论”，将发展经济的目的首次定位为“建立福利国家”。

    在一系列理论探讨影响下，正在参与竞选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广泛吸收各方意见，特别是中山教授的观点，并于1959年3月9日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我的月薪翻番论”。概括起来提出三个核心观点：一是日本经济已经超过历史最好状态；二是面对日本经济巨大的生产能力，需求相对不足，陷入供给过剩困境；三是应唤起有效需求，与供给能力实现平衡。

    池田在文章中认真分析了日本企业一直习惯于低生活水平因而也以低工资方式开展经营的状况，指出：企业普遍实行低成本制造和扩大出口，带来的经济增长呈现粗放状态。这种状况随着人口就业程度接近饱和，企业经营将无法持续。同时池田在文中再次强调了中山教授的主要理论。此外，文章还从实证角度分析，按照1951年—1956年间，日本实现了77.3%的经济增长势头，当时劳动收入增加了一倍有余。因此，今后5年—10年间把收入翻一番甚至翻两番不是不可能。

    时任大藏省财务调查官、国民金融公库理事下村治与池田勇人加深彼此了解。1959年上半年，下村治发表了《日本经济的基调及其增长力》这一文章，提出著名的“下村理论”。“下村理论”的主要观点如下：首先，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供给能力，另一个是有效需求。决定供给能力是投资，决定有效需求主要靠消费，并且认为消费增加可以将投资增长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具备更加广泛、深入的产业和经济波及效果。

    其次，认为日本经济的生产能力和有效需求相对关系在最近一两年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下村提出一个大胆的结论：“日本经济如今处于历史性的蓬勃发展时期，可望实现长期11%的增长。”

    1960年7月，池田勇人任日本首相，在其主持下，新内阁决定以最初三年按9%的增长目标为准制定和实施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