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意义上来说，提供按揭贷款的银行通常都把按揭贷款当作一种优良资产持有到期并赚取相应月利润以及银行资金成本之间的利差，这样做在获取相应利润的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但是这种金融产品一开始并不适合华尔街的运作，因此在将按揭贷款证券化并产生第一只CDO(担保债务权证)之前，这类产品并没有获得华尔街的青睐，CDO的出现使得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划分更细致，投资受益率也更高，同时也极大地激起了华尔街的热情。打着金融创新的口号，华尔街大举涉足次贷领域，并迅速推高其规模。2004年，全球CDO发行量为1570亿美元，到了2006年，这一规模达到5520亿美元。
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华尔街投行将原始的金融产品分割、打包、组合开发出多种金融产品，根据风险等级的不同，出售给不同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或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的金融产品被放大为高出自身价值几倍或十几倍的金融衍生品，极大地拉长了交易链条。从本质上看，这类金融衍生品并没有降低投资的风险，它仅仅是将风险进行转移，而且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开发，风险在无限分散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难以察觉。以至到后来，买家看到的这类金融产品，除了投行提供的数字以外，根本无法判断资产的质量。
因为CDO等金融衍生品蕴含的巨大利润，美国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参与其中，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等等，都大量持有CDO等债券，无论美国本土还是海外，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了对这种金融产品近乎疯狂的追求。美国房地产的泡沫，也通过这类金融衍生品将风险扩散到了全球范围，这也正是次贷危机为什么能够波及到全球范围的原因。
金融衍生品是一把双刃剑，它的确拥有活跃交易，分散风险的功能，但如果不加监管控制的滥用，它凭借杠杆效应掀起金融波澜的能力便会显现。一旦危机爆发，金融衍生品的这种杠杆效应以及风险的分散性，必将极大地扩张危机的广度和深度。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华尔街投行在金融衍生品上“玩”得过火了。
3.华尔街激进的财务政策和侥幸心理
流动性过剩致使资本不断涌入美国住房市场，为了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也为了不致让这些日益膨胀的资本影响次贷市场发展，华尔街以疯狂放贷作为解决方案，花样繁多的月利率、甚至零首付的出现，极大刺激了次级按揭贷款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按揭贷款的流程变得日益简单，有的按揭依据完全凭借借款者自己填报的虚假收入作为依托，甚至有的按揭贷款额竟然大于实际总房价。至此，借贷标准变得名存实亡，2006年的美国房屋按揭贷款甚至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率。当房市萧条，次级贷款者无资金偿还债务的时候，危机便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
华尔街在财务上过于激进，这也直接导致了困境的生成。在无限放大的利益面前，华尔街日益变得疯狂。在对CDO的追逐中，华尔街日益提高资产权益比率，与此相对应的是，各家投行的杠杆率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大。2003年底，美林的资产是其所有者权益的17.9倍，而到了2007年中期，美林的资产达到了其所有者权益的27.8倍。受危机影响最深的雷曼兄弟，同期杠杆率甚至高达31.7倍。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也令公司领导者丧失了理智，雷曼兄弟便是华尔街的一个缩影。就在2007年贝尔斯登、美林纷纷为减值做准备的时候，雷曼兄弟首席执行官福尔德尔仍然坚定地说：“我们的目标股价是200美元。”当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福尔德仍然固执地认为抄底的时机已到，大量购进与次贷相关的金融产品，这直接加速了雷曼最终的破产。
不可否认，华尔街不可能觉察不到近几年如日中天的次贷市场上的风险，但是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致使华尔街普遍蔓延着一种侥幸心理，这也是导致华尔街众多金融巨头折戟沉沙的原因之一。直到2008年6月，福尔德尔仍然对外宣称雷曼兄弟资本和流动性状况处于前所未有的强劲水平。
4.监管机构的失职与政策的失误
次贷危机产生的深层制度原因就在于对金融监管存在缺陷，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次贷及各类衍生产品的发行规模和数量没有控制，监管力度的松懈以及对市场潜在金融风险的忽视，都是监管不力的表现。放松监管一向是格林斯牌所推崇的管理之道，也正是他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央行降低了抵押贷款的标准，导致相当一部分信用或生存状况不佳的贷款人以低廉的成本通过贷款购买房屋；美国监管机构对市场评级机构监管不严，也导致了评级机构在对次贷相关产品评级时的主观性，在大范围调低次贷相关产品的评级时，极大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加深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最终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恐慌。
自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监管机构放宽对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监管之后，银行和证券公司可以合法地把很多亏损的投资科目不列入“资产负债表”以达到迷惑投资者的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监管机构本应当从现实出发制定新的更加详尽的规定，以打击这种有害金融市场的行为。但是遗憾的是，监管机构的失职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这类对市场有害的行为，并为最终危机的爆发酿下了恶果。
（责任编辑：师子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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