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高校扩招——提前3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亚洲金融危机蔓延 借居民教育投资拉动内需
“教育产业化”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炙手可热的时髦词汇。被称为“教育产业化之父”的汤敏这样回顾当年的建议。1998年他回国探亲，发现有些孩子上不了大学，加之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正在蔓延，很多人手里拿着钱不愿意去消费，各方面都希望找到一个突破口启动内需。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认为，居民教育投资是当时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力量，居民可能不会去买彩电买汽车，但是让孩子上大学肯定会投入的，于是他们就建议大学扩招。
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包括中央党校教授在内的部分经济学家的认同，当时甚至有预测的结果是，高校扩招100万，全国就可拉动2%的GDP，以每年25%-30%的扩招速度，3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扩大一倍，从每年200万人扩大到400万人，新增学生全额自费，即每人年均缴学费1万元，每年可收取学费200亿，这部分学生在校增加消费40亿，根据我国的投资乘数估算，这240亿就可带来1000亿的投资和最终消费。这些数字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中国大学扩招就在这以后开始。
其实，早在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就已指出，教育事业是第三产业中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1999年夏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更是明确地提出和规划了未来我国教育产业化的蓝图“尽快改变我国现有的不合理教育结构…扩大内需、低成本、高效率地扩大办学规模,使我国6万亿元居民储蓄中10%的教育投资得以实现。”1999年9月，全国高校新一轮大规模扩招揭开了中国教育产业化的序慕，全国绝大部分高校实行收费上学制度。
上海证券报在2006年刊登的《高知识人群失业现象加剧》一文中介绍说，从1998年起，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的增长率一直以比GDP增长率高出近一倍的速度在高速增长。特别是1999年和2000年的扩招，更是翻了4到5倍。教育部官员在6月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在2002年，全国各类高校在校生就已经达到1600万，以跑步前进的速度，提前3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美国，居世界第一位。门槛的降低和扩大，拓宽了高等教育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公民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百姓享受到的实惠。
然而，与扩招一同大踏步前进的，还有高等教育学费的连年翻番。据新华社数据显示，1994年至今，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学费却猛涨约20倍，政府的教育投入却始终没达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定下的占GDP4%的比例，2004年仅占2.79%。
百姓负担日益加重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中并不和谐的音符。因此，2004年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先后公开表态，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2005年12月25日，国务委员陈至立也在教育部2006年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教育公益性，不搞“教育产业化”。6月5日，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时说，加大教育投入，逐步使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同时，“十一五”期间，高等教育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信不管是提高财政教育投入，还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都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有效缓解高校扩招带来的种种矛盾。
不管怎样，高等教育仍是目前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也仍是很多人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机会。正如二战时期英国首相邱吉尔曾经说过的，“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套用这句话说，目前的高考制度是有种种弊端的制度，但又是已经有过的尝试或可能实施的选择中“最不坏的制度”。
（责任编辑：王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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