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至今已有30年。高考制度一直在争议中变革、发展，每走一步都牵动所有人的心。在一篇篇纪念高考30周年的文章中，我们从当年经历过高考的每一个个体中，感受到了命运可以改变的惊喜；从众多天之骄子的叙述中，重温了那一代人独有的“拼搏进取”；从每一段相关人士的回忆中，体会到了恢复高考的来之不易......
在所有这些感动背后，我们也在冷静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使我们破除千难万阻也要恢复高考？又是怎样的宏观环境，使得高考制度不断经历变革？而每一次又都深深地烙上经济改革的印记。本文选取了30年来高考改革的3次跨越，从经济角度解读其特有的时代意义。
1977年恢复高考——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10年人才空白 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世界的2%
1966年4月，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一句“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把高考制度扔进了垃圾堆。自此，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已出现了10年的人才断档。
“从某些方面看，1977甚至可以用国歌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有数据表明，1977年，中国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中，比历史上的许多时刻大大退步了。在明朝鼎盛时期，有学者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世界的1/5。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的4%，而1977年，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世界的2%。“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当时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迅速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力。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对十一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于是，邓小平在恢复工作28天后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并经过马拉松式的会议于当年恢复了高考。
紧接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此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而77年的恢复高考，无疑为这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作了人才上的准备，转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对人才不重视的局面，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那一年的冬天，也被诸多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据统计，30年来，我国共有近6000万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1000多万人被高校录取，其中培养出3万多名博士生和30多万名硕士生。30年后，当年的27万幸运儿已经成为共和国各项事业的中流砥柱。他们不仅迅速填补了十年动乱给中国带来的人才断层，为共和国建设、为改革开放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他们刻苦学习、顽强拼搏、奋发向上的精神，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标本，成为了民族精神中最值得称道的一部分。
1985年招收少数计划外自费生——打破国家“统包”制度
计划和市场并存的经济体制在高校招生上的折射 一些学者倾向于把1985年前后看作恢复高考后的一个分水岭。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随后，1994年，全国37所重点院校试行并轨制收费，逐步建立起“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
从宏观上审视，高考招生体制历时十多年的这一轮改革，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双轨制”打破了人才培养和分配由国家包起来的格局，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经济体制在高校招生问题上的一个折射。招生并轨，由国家包费上学变成自费上学，不仅挖掘了高校的办学潜力，还减缓了政府的办学负担，为高校经费来源开辟了又一渠道，第一次打通了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甚至个体企业委托高校培养人才的途径。同时，人们的价值取向在“双轨”过渡中发生了转变，认同了“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大学毕业不包分配、自主择业的新观念，从而在招生体制改革上，逐渐转向与经济体制改革中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相适应，转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
（责任编辑：王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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