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美建交邓小平旋风席卷美国

2009年09月11日 13:08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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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亿罚单:被删邮件露马脚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为邓小平举行欢迎仪式

　　【前言】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27天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破冰之旅”，如巨人之手推开封闭的国门;一个重现生机的文明古国，正开始探索与世界互利共赢之路。

　　此时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仅37天。一个刚刚摆脱危难、冲破束缚的东方大国作出历史性重大抉择，迈上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这个抉择不但影响了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更深刻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导读】

　　1979年2月5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访问。

　　邓小平访美，在太平洋两岸两个大国正式建交之后仅27天。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破冰之旅”，如巨人之手推开封闭的国门;一个重现生机的文明古国，正开始探索与世界互利共赢之路。

　　邓小平访美，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仅37天。一个刚刚摆脱危难、冲破束缚的东方大国作出历史性重大抉择，迈上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

　　30年，弹指一挥间。邓小平这次划时代的访问，以其对中美两国、对整个世界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的历史上，树立起一座巍巍的丰碑。

　　绝无仅有的壮举：美媒体惊叹“邓来了”

　　1979年元旦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选择了邓小平，标题是“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文中惊叹：“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2月5日，即邓小平离美回国之日，他的形象再度出现在《时代》封面上，标题是“邓来了”。

　　邓小平来了。他争分夺秒、不知疲倦地走访美国各地，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流。有人统计，访美9天，他出席了近80场会谈、会见等活动，参加了约20场宴请或招待会，发表了22次正式讲话，并8次会见记者或出席记者招待会。美国人第一次近距离领略了新中国领导人的风采，并且为之“深深着迷”。

　　邓小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会谈后的笑容，被历史所定格。他愉快的神情，流露出对会谈成果的满意，蕴含着对中美关系的积极展望、对未来合作交流的期待。第三次会谈后，邓小平和卡特紧紧握手，并且说：“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这句话，卡特后来说，令他深深感动。

　　邓小平在访问中反复强调“人民”二字。他坚信，中美两国友好将为两国及世界人民带来福祉，两国友好需要在人民之间传达友好情谊。在访美行程中，他时时刻刻践行着这一信念，向美国民众展示了中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的美好愿望，展示了改革开放浪潮将起时中国的新形象。

　　在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作为压轴戏，一两百名美国孩子用中文演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歌声方落，邓小平登上舞台，热情拥抱并俯身亲吻了唱歌的孩子。他流露的情感如此自然而真诚，在场的不少美国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休斯敦西蒙顿小镇竞技场，策马飞奔的女骑手隔着护栏向邓小平送上一顶牛仔帽。邓小平欣然接受，戴在头上，全场掌声雷动。

　　邓小平访美的日子，是宾至如归的日子，是传播友谊的日子，是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新气象的日子。美国媒体说，邓小平在美国掀起了“邓热潮”、“中国热”，他的访问是“中国的愿望、尊严和外交灵活性的象征”。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美国人民的热情，那是一种自发的感情。”在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白发苍苍、85岁高龄的卡特忆及当年邓小平访美的情景，感慨良多。

　　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美国《时代》周刊总编辑艾略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想想吧，在几个世纪的边缘化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重新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故事，而这就是邓小平的遗产。”

　　胸怀改革开放大略：中国的大门对一切朋友敞开

　　从今回望，世人不禁慨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同中国国门开放和国运振兴，在时机上竟有如此历史性的契合。

　　邓小平访美期间曾表示：“中国的大门对一切朋友都是敞开的。”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访问，它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航船鸣响了隆隆的汽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无论是中美建交还是随后的邓小平访美，其意义不仅要从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角度来认识，而且必须把它放到我国伟大历史转折的大背景之下去理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因素是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同时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章百家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随后又实现了中美建交，这两个重大外交决断，特别是中美建交、完成两国关系正常化，是保证我国顺利实现对外开放的关键，体现了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外交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和魄力。

　　访问美国，邓小平胸怀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方略;他的访美之行，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性进程的关键一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主任龙平平说，邓小平1979年提出的3个重要观点，都与他的美国之行有一定关系。首先，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了解，邓小平在访美后一个月提出了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次，访美使邓小平对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市场经济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79年11月，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再次，他于1979年年末提出，中国已学会利用加强国际交往合作的条件，在此之后，他进一步提出中国不仅要改革经济体制，而且要对外开放。

　　中美关系的发展打开了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与合作的大门，从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的外部资源和动力。

　　访美之前，邓小平指示，既然去最发达的国家，参观活动要围绕美国最先进的工业和高科技项目展开，访问的一个目的是了解美国，向一切先进东西学习。访美期间，他强调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方面要向创造先进的工业文明的人民请教。

　　在华盛顿，邓小平与卡特等美国领导人深入交谈，广泛交流。随后，这位75岁高龄的老人前往美国一些地方参观考察;一路上他用心观察，详细询问，深入思考。

　　在亚特兰大参观一个汽车厂时，他说，将来我们也要创建大型先进汽车生产工厂;在休斯敦观看宇航中心时，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也要上太空;在西雅图参观波音747大型客机时，他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型客机。

　　邓小平访美期间，两国签订了有关经济、文化与科技等领域的一系列合作文件。他指出：“在我们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我们去沟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他表示：“中国的大门对一切朋友都是敞开的。”

　　正是以这样的大气魄，30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 共和国纪事系列文章：

　　《世界新闻报》特约撰稿人张兵

　　中美两国从1955年8月1日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会谈是中美相互接触、相互了解的唯一渠道。双方谈了15年，次数达136次。王国权作为第二任中方谈判代表，与美方多次斗智斗勇，终于迫使后者承认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缓和台湾局势是我方宗旨

　　波兰为中美提供会谈场所

　　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是我方同美国面对面地开展斗争，中央对此非常重视。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制定每次会谈的基本方针和策略原则，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则做具体布置和指示。

　　当时，我方的会谈宗旨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要求美国放弃其敌视和分裂中国的政策，从台湾海峡撤军。同时，由于美国扩大印支的侵略战争，揭露和谴责美国的侵略罪行也在会谈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1957年12月12日以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地址是在日内瓦国际大厦小会议厅，一共谈了73次。1958年 9月15日，第74次中美会谈的地点改到波兰的华沙。波兰政府为此提供了华沙市内的梅希里维茨基宫作为会谈地点。每次中美举行会谈，波兰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都在大门口迎送。中美双方参加会谈的各有4人，分别是：首席谈判代表、助手、翻译、记录。

　　第一位与美国谈判的中方代表是王炳南。他身兼二职，一是中国驻波兰的大使，一是中美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从1 955年到1964年，他在波兰任职9年，也同美国大使谈了9年，次数达120次，

　　1964年4月11日，王国权出使波兰，同时成为中方第二位与美国谈判的大使级代表。

　　美攻击中国在印支搞“渗透”

　　我大使怒斥美将他国当成私产

　　当时的谈判形势是：1964年4月19日，美国策划发动老挝政变;5月17日，美国又派飞机轰炸老挝解放区，使侵略战争严重升级;在越南，美国先在南越搞军事政变，接着提出“战争逐步升级理论”，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当时曾请巴基斯坦、英国和法国来摸中国的底，了解中国对美国印支政策的反应。1964年6 月2日，陈毅在接见巴驻华大使和前交通部长时，以及周总理在其后致巴总统阿尤布的信中，都明确表示了中国的立场，即中国对美国在印支地区造成的严重局势，决不能坐视不管。王大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与美方会谈的。

　　1964年7月29日，当王大使走进梅希里维茨基宫大厅时，美方代表柯·约翰大使主动过来与他握手，显得轻松、大方。按照事先议定的程序，王大使请他先发言。他很谨慎，拿着准备好的发言稿，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其主要内容是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辩护。在美化其侵略行径的同时，还强调了美中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性。但他对中方在前一次会谈中提出的关于缓和中美关系、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声明草案只字未提，反而攻击中国在印支地区搞“共产主义渗透”。

　　听完他的发言，王大使没有立即反驳，而是首先重申了中国政府关于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军以及中国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协定的一贯原则。他继而谴责了美国发动侵略印支的战争违反了日内瓦协议，并就美国军用飞机、军舰侵犯我领空、领海提出了第300次严重警告。

　　在第一轮发言结束后，双方开始了辩论。王大使责问道：“大使先生，你说美国在东南亚的行为是为了尽某种义务。请问那是什么义务？又是谁赋予美国政府这种义务？”当时，柯·约翰没说话，只是凝视着王大使，实则是在摸中方的底，判断王大使个人的才干和风格。过一会儿，柯说：“我们的声明和照会所考虑的首要因素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和利益。对世界事务，我们美国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此，王大使反驳道：“难道美国把军舰和飞机派到我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也是基于这种考虑？恐怕台湾海峡的巨浪拍不到美国的西海岸吧，倒是你们的飞机大炮开到了我国国境线和海岸线。受到威胁和利益损害的是中国而非美国！……大使先生不觉得美国的手伸得过长吗？竟然伸过了半个地球！如果美国用另一只手臂再伸过大西洋，美国就要把地球抱到自己怀里了！美国把各国当成自己的私产和玩物，却妄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请问这是不是有点滑稽可笑！”

　　面对掷地有声的发问，柯·约翰讪讪地说：“我们美国不会因为北京政权的存在而放弃保卫东南亚各国的利益。”王大使立即严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的主权国家，美方无视中国的尊严使用“北京政权”一词，中方对此提出抗议。经过据理力争，在后来的几轮谈判中，美方的态度有所收敛，不再使用这个词了。

　　原子弹爆炸增强我方信心

　　美代表态度变软处于被动

　　1964年8月初，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开始了对北越的侵略战争。

　　此时开始的中美第122次会谈，议题自然集中在“北部湾事件”上。王大使揭露了美国肆意扩大侵越战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战火已烧到了中越边境，中国政府对此决不能坐视不管！柯·约翰反复辩解，但口气已不那么硬了，也不再用威胁性的语言，只是说对情况不太了解。他还两次表示美国无意扩大事态，并一再表白中美会谈很有用，可以借此消除因误解而引起的冲突。

　　此次会谈后，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宣布下台;同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大大增强了中国代表的信心和力量。

　　同年10月16日，中国发表声明，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消除某些国家的疑虑，另一方面也是将美苏两个核大国一军，揭露它们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

　　1964年11月25日，中美举行第123次会谈。果然，这次谈判的气氛不同以往。虽然还是那个梅希里维茨基宫大厅，那个谈判桌，美方代表还是柯·约翰，但大厅内的气氛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柯·约翰的姿态明显有些异样。可以说，在谈判桌上的心理较量上，王大使明显胜过了对手。

　　为配合中国政府的10月16日声明，王大使向美方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的声明草案。对此，美方毫无思想准备。柯·约翰根本不敢表态，而是低着头，盯着中方文件，一遍遍地细细翻看，不时向身边的助手和翻译问些什么。最后，他被动地说了一句：“我将向我的政府转达王大使的文件，慎重地考虑贵方的建议。”可以看出，美方刻意使用“王大使的文件”和“贵方”等字眼，而执意不用“贵国政府的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这种正常称谓，说明美国还是不愿承认新中国。

　　但是，中国代表团在第123次会谈中打了一场漂亮仗和主动仗是有目共睹的。难怪助手们开玩笑说：“王大使是吉人自有天助”。而这个“天”，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会谈气氛显得缓和了一些

　　改变用语首次承认新中国

　　在举行第128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时，柯·约翰已经离任，接替他的是美国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他是波兰后裔， 50岁出头，体格粗壮，颇有幽默感。他的会谈风格明显不同于他的前任，很少指责、发火，因而会谈气氛显得不那么紧张。

　　“约翰逊总统对贵方建议很感兴趣”，格罗诺斯基一字一顿地说，右手握着烟斗在嘴边轻轻磨着：“请贵方考验我国政府的和平诚意。”他随即把烟斗从嘴边拿开说：“我方希望建立美中双方更广泛的联系。例如，美国政府欢迎贵国官方通讯社记者到美国采访，加强美中之间的联系和友谊。”他还建议美中两国的医生、科学家互访，交换植物和园艺标本等。很明显，美国开始向中国发动和平攻势。王大使按国内的指示表示，台湾问题未解决，其他问题免谈，回绝了他的建议。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回首中美建交之前，在民间交往方面，中国原本可以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这样既可使中国更多地了解美国，了解世界，同时也可以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利用美国人民中的积极因素，来反对美国政府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后来，我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972年毛主席对来访的尼克松就曾说过如下的话：“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1966年3月，中美双方举行了第129次会谈。根据前几次美方的表现，王大使预感到会谈可能会出现某种进展。果然不出所料，会谈一开始，格罗诺斯基抢先发言说：“我荣幸地通知大使先生，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阿德伍先生在内罗毕会见了贵国驻肯尼亚大使王雨田先生，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人们注意到，格在发言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用语，这是此前128次谈判中从未出现过的用语。会谈结束后，美方翻译还就这一点特地提醒了中方翻译。这是美方对中国政治态度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中国政府与美长期斗争的结果，来之不易。(作者为外交笔会成员)

　　“这样的聚会，以前没有，可能以后也不会有了。”站在记者身边的一位美国同行在北京好苑建国饭店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现场喃喃自语。

　　中美之间举办的研讨会很多，比较有名的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倡议发起的、创始于2003年并隔年举办的中美关系研讨会。而2009年时值中美建交30周年，为纪念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而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研讨会，却显得尤其与众不同。

　　1月12日~13日两天，在好苑建国饭店二楼的会议厅内，250多名与会嘉宾云集，除了中国国内顶级国际问题研究单位、中美关系问题研究机构的权威学者几乎悉数到场外，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等一批前政要也前往出席。美国方面，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为代表的一众曾亲历过中美从接触到建交历程的政坛风云人物如前国务卿基辛格、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等，以及4位在世的历任美驻华大使均受邀前来。

　　会场嘉宾席上，落座的很多人都已经是年过八旬的耄耋老者，在这个特别的纪念时刻，他们能够重新聚首北京的确是弥足珍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那位美国记者所言，这样的盛况今后恐怕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了。

　　卡特透露中美建交史细节

　　中美从分属两个阵营，到如今发展成建设性伙伴关系，30年的时间不仅令中美关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运行轨迹。作为这段历史巨变的亲历者，中美两国的前政要和外交官们不免对已经发生的一切抒发怀旧之情。

　　任内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在言谈中，对那段独特的建交历程久久回味，而他对“老朋友”邓小平的干练作风记忆犹新。

　　卡特在发言中讲到，为了避免给中美建交进程带来麻烦，白宫一直是绕过主管外交的美国国务院与中方秘密谈判的，所有与中方的协议都是双方直接达成的。1978年12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建交的声明。

　　在发表声明前，卡特还打了两个重要的电话。由于美国1979年要与苏联谈判核武器问题，为了“安抚”苏联，第一个电话卡特是打给当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第二个电话则是打给美国的盟国日本的。当时卡特知道，建交后他要立即访问中国是不大可能的，但他希望邓小平能够访美，也向邓小平发出了访问邀请。但令他感到吃惊的是，邓小平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访问邀请，而且说两周内就能来美国。最终，邓小平在1979年1月28日，中美正式建交后一个月内就迅速对美国进行了那次历史性的访问。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则讲了一新一旧两个故事。在研讨会召开两周前，他遇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现已离任)的两个儿子，结果发现他们的普通话发音比自己还纯正。他表扬了两位年轻人，结果他们却说，他们的妹妹汉语说得更好。据调查，现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学生中，有10%将汉语选择为自己的第二外语。

　　另一个故事则是关于中美贸易的。几年前，有位美国资深参议员跟李肇星开玩笑打赌说：为了减少美方对中国贸易的逆差，圣诞节将不买中国产品作为礼物送给夫人和孩子。如果买了就算他输，并请客吃饭。结果还是这位参议员输了。不过他对李肇星“抱怨”说，中国人把“Made in China”几个字母写得太小，他没有看见。

　　30年来，中美贸易从不到25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近4000亿美元，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中国也已经超过日本成为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两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更是离不开对方的产品和服务。

　　“邀请邓小平访美，是伍德科克在12月14日提出来的，约见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起草的建交公报给我们看。小平同志看了以后说基本原则可以，具体还有细节问题再讨论。他见小平有些松口，继续说，卡特总统想建交后请中国领导人到美国访问。因为当时国会里有很多反对派，他们想借助邓小平的力量帮他们进行建交宣传。没想到，邓小平回复之快出乎美国人意料，1979年1月1日建交，1月28日访美，此事也颇能代表邓小平的行事风格。”

　　主笔◎李菁

　　独特的建交

　　1978年12月15日晚，华盛顿康涅狄克大街2300号，中国驻美联络处大楼里灯火通明。中国驻美联络处在今天晚上举行一场电影招待会，200多位观众陆续到达。观众进场后，柴泽民宣布了一个奇怪的规定：21点前联络处大门不会打开。联络处的大门外，围着大批美国记者，可是那扇门一直紧紧关着。

　　21点整，电影放映完了，大门徐徐开启，在门外等候已久的美国记者蜂拥而入，他们马上等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就站在放电影的大厅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与美利坚合众国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然后宣读建交公报，再按建交精神讲了几句。”现年已经92岁的柴泽民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这段历史依然有惊人的记忆力。他用浓重的山西口音清晰回忆30年前那历史性的一刻。来看这场电影的观众——大部分为华人华侨——才明白，联络处请他们来的真正目的不是看电影，而是为了见证中美建交公报公布。

　　“我又根据联合公报的精神讲了几分钟，讲完就算了，结果大家还不满足，还要问详细的细节问题。”此时，下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柴泽民，有人找他，让他马上接电话。

　　电话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打来的。“他非常高兴，他说：大使阁下，我们已经完成建交任务了，一切手续完毕了，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两国达成建交协议。我说同样的，我也向你表示祝贺。”柴泽民说，“作为总统的安全助理给我们打电话，我都没想到，说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高兴、积极。”

　　12月15日21点(美国东部时间)，是中美双方共同约定的宣布时间。正如大家所预料，这一时刻的到来起初也有些不顺利。柴泽民说，决定建交的事情，卡特事先并没有与国会这边沟通，国会对此毫不知情。考虑到公布之前先和国会打个招呼，以免遭到反对，于是15日上午，卡特总统约见了一些知名的议员，通报了消息。“这一通报使国会哗然，觉得这么大的问题都不讲，不尊重国会”，陷入被动的白宫于是只好以沉默相对。

　　柴泽民说，消息灵通的记者已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到了消息，他们迅速聚集在白宫，想了解第一手资料。但无论记者怎么要求，白宫方面都避而不见。不甘心的记者们又跑到中国联络处，柴泽民也让工作人员把门关起来不见，只是在等待着约定的时间。为了找一个适当的理由让华人来见证这一时刻，他们事先想好了以看电影为名来邀请。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形成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关系正常化是1978年12月15日宣布的，而其有效期则从1979年1月1日开始。在仅仅一天前的会面——12月14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要求紧急会见邓小平。“他对小平说，现在建交公报是确定了，但是要等到1月1日才能公布，他害怕消息从美国透露出去，有些反对派得知后会想方设法来阻挠，对建交不利，因此希望先公布建交公报。一旦木已成舟，再反对也没有办法。”柴泽民说，(提前公布)对中国来说没有困难，邓小平很痛快地当场就答应了。

　　1978年5月，正在泰国做大使的柴泽民突然被告知有“紧急任务”回国。回到北京后，当得知自己要被调去做驻美联络处主任的时候，柴泽民还很有抵触情绪。他说，在泰国经过一段困难后，由冷板凳转为热板凳的时候调我走，当然不愿意。“另外，我考虑到美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非常霸道，工作不好做，要是搞不好就会犯个错误。我们搞外交搞一辈子到最后犯个错误，这就不合算了。”92岁的老人坦率而幽默地回忆。

　　柴泽民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选中的。他形容自己，在泰国待了两年半，遇到2次选举、3次政变、换了10个总理、5届政府。也许是复杂的环境下积累的丰富外交经验，让他成为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最佳人选。

　　5月20日，柴泽民与时任外交部长黄华等一起到机场，迎接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后来被柴泽民亲昵地称为“老布”的布热津斯基，给中国人带来的见面礼，是美国宇航员从月球上取回的月岩标本以及卡特总统的亲笔信。

　　布热津斯基在柴泽民的眼里很直率，“他见到小平同志之后，说这一次我来，我们总统授命，就是要准备建交”。美国方面指定他的联络处主任伍德克科作为美方谈判代表与黄华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两次，我都参加了。”军人出身的柴泽民将这两次谈判形容是“前哨战”，“也没有接触到实际，相互都是在摸底”。

　　1978年8月，柴泽民正式踏上美国的土地。“到美国后不久卡特总统就接见我，接见我的时候就对这建交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而他这个意见就是以后中美谈判的一个底牌。”卡特告诉柴泽民：我准备接受中美建交3个原则。3个原则其实就是指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简称为断交、废约、撤军，以往屡次谈判都卡在这个关系上。正因为卡特总统接受了这3个原则，中美两国才加快了建交谈判步伐。这样，中美形成两条谈判线路：北京——黄华与伍德科克;华盛顿——柴泽民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但是接下来的谈判进展并不大，双方卡在对台武器军售上，柴泽民说，“谈了10次也没谈下来”。

　　“到了11月，布热津斯基又召见我，来谈这个问题，说是中美谈判问题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会面中，布热津斯基告诉柴泽民，国会明年(1979年)就要和苏联进行核武器谈判，至少要等到明年秋天，那么一拖就是近一年，谈判就会推迟，希望中国考虑这个问题。

　　消息传到国内，“黄华同志请示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考虑了一下说，就这样子吧，先建交，建交之后继续谈判卖武器给台湾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只要是原则问题，决不让步。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写在建交谈判上，建交后继续谈判卖武器问题，甚至也写在建交公报上。当然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没有写”。

　　在1979年元旦到来的前一天，所谓的“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降下了旗帜。1979年1月1日，华国锋、邓小平分别以总理、副总理身份致电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祝贺双方建交。这一日被记载于史册上。1979年1月15日，柴泽民与伍德科克分别被中美提名为各自国家的首任大使。

　　风雨中的起飞

　　1月28日，正巧是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早上8点半，李先念等人到机场送邓小平，候机厅里，邓小平的小孙女亲昵地围着他，这一幕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巧的是，这一天的机长，是参加过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期间担任领航员的徐柏龄。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老话，唐龙彬回忆，按照计划，专机先从北京飞上海加油，可是当专机在跑道滑行时，突然接到上海有大风大雨的天气预报，上海虹桥机场能见度降到1公里之内，根本不符合降落要求。专机不得不滑回停机坪等候，半小时过去了，大家焦急万分。赴美的一切日程都是紧锣密鼓的。

　　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彭迪，作为邓小平的“新闻助理”，也随团出访。他回忆，很多人为了安全起见，想劝邓小平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再起飞，可是小平还是通知机组人员，要求他们抓紧时机及早起飞。当飞机到达虹桥机场上空时，已是风雨交加、浓雾弥漫，能见度非常差。第一次降落没有成功，飞机立即被紧急拉起，机舱内顿时鸦雀无声。几分钟过后，飞机终于稳稳降落，大家欢呼一片。同在机舱里的唐龙彬注意到，“小平倚着座椅，半闭着眼睛，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专机先到达的是阿拉斯加安格雷季空军基地。飞机降落时，漫天飘着大雪，美国礼宾司司长杜贝尔、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与柴泽民早已在机场等候。邓小平走下飞机后，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迎上去握手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为了拍下这珍贵镜头，冒着刺骨的寒风不停地按动快门。“后来才知道，这次美国政府的迎宾规格超出了常规。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外国元首对美国作正式访问，美方也只由高级礼宾官员到机场迎接。国务卿只在市中心华盛顿纪念碑后等待前来的贵宾。”彭迪说。

　　美国东部时间1979年1月28日16点30分，专机降落在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邓小平没有在机场发表讲话，即刻乘车离开机场，前往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国宾馆。

　　邀请邓小平访美，是伍德科克在12月14日紧急约见邓小平时提出的，约见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建交公报。小平同志看了以后说基本原则可以，具体还有细节问题再讨论。他看到小平有些松口，继续又讲，卡特总统想建交后请中国领导人到美国访问，一建交就很快到美国去访问。

　　“与中国建交，卡特也在国内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当时国会里反对派很多人不满意，他们考虑到建交之后需要在国会和美国民众中做工作，他们感觉到自己做工作还有些困难。所以他们提出小平同志访美，想借助邓小平的力量帮他们进行建交宣传。”柴泽民回忆，邓小平回复之快也出乎美国人意料，“他们高兴得不得了”。1979年1月1日建交，1月28日访美，此事也颇能代表邓小平的行事风格。

　　布热津斯基也是中美关系的坚定推动者。前新华社副总编辑彭迪后来赴美，任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社长。在美国他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都变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布热津斯基在新华社华盛顿分社的客厅里告诉彭迪一个大秘密：“你知道吗？在中美建交这个问题上，我是费尽心思的。”当时美国不少人反对与台湾断交，谙熟美国政治的布热津斯基想出一条“妙计”，“他告诉我，按照美国法律，断绝外交关系需要国会同意，而中止则不需要，所以就用了中止一词，关系中止一年后为自动断交”。说完他哈哈大笑。为此，国会方面还大发脾气，指责他钻空子。

　　华府4日

　　1月29日，邓小平夫妇与中国代表团总共22人进入白宫南草坪。上午10点，欢迎仪式开始。礼炮鸣放19响——这是国际礼宾规格的副总理级安排，接着仪仗队先后奏响两国国歌。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白宫上方。

　　仪式上，美国政界重要官员悉数出场：国务卿、内阁重要成员、三军参谋长、众参两院议长。曾有美国记者大发感慨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其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冀朝铸在接受采访中也特别提出，除了不是鸣放22响礼炮(国家元首规格)外，美方当时对小平的接待，一切都是按国家元首级标准进行的。

　　从事外交礼宾工作的唐龙彬敏感地注意到，美方接待“规格”的微妙之处。这一次，美方不仅打破惯例，派高级官员专程到阿拉斯加迎接，“在抵达华盛顿时，美方又临时提高接待规格，改由蒙代尔副总统前往迎接”。在邓小平后来到外地的参观访问中，除了伍德科克、礼宾司长杜贝大使全程陪同以外，另有总统贸易谈判特别顾问、3名重要内阁部长、数名参众议员分段分城市陪同访问，“这是美方经过一番精心研究后安排的”。冀朝铸对此次访美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这说明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微笑着说。

　　在卡特的欢迎晚宴上，邓小平的出现方式也有点入乡随俗的味道——卡特挽着卓琳出场，邓小平则挽着卡特夫人，一前一后缓步走入宴会厅，迎来全场来宾的起立鼓掌欢迎。装饰大宴会厅的1500株红色和粉红色山茶花是特地从卡特家乡佐治亚州运来，显示主人的良苦用心。

　　在晚宴上，唐龙彬还看到了他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尼克松。这也是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后第一次回到白宫，他在满场的嘘声中走进宴会大厅，表现得非常镇静。唐龙彬回忆，当邓小平在致辞中提到了尼克松和基辛格，感谢他们为中美关系做出开拓性贡献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而尼克松则显得特别激动。其实在宴会前，邓小平专门会见了尼克松——7年时光在中美两位政治家身上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一个从“偏安一隅”的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厂走回政治中心北京的最前台;另一位恰好相反，从政治舞台黯然退场。邓小平依然表示对这位政治家的尊重，他告诉尼克松：“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您，您访问中国时，我还在南昌郊区的一家工厂做工，得知毛主席请您来访华，我是很高兴的。”

　　在邓小平来访前，白宫方面还特地找到柴泽民，打探小平喜欢吃什么。柴泽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只好说：把你们好吃的拿出来就行了。美国人后来不知从何途径听说小平爱吃牛肉，于是几乎每顿饭都为他准备了牛肉。彭迪说，后来有人问邓小平：“您这次来美国最大的印象是什么？”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开玩笑地说：“小牛肉啊，小牛肉！顿顿都是小牛肉！”有过海外经历的小平对此也欣然受之，可苦了身边吃不惯西餐的中国工作人员。

　　轻松自如、举重若轻，是这次邓小平访美留给大家最深的印象。

　　在华盛顿期间，卡特总统与邓小平举行了5次会谈。邓小平的新闻助理、前新华社副总编辑彭迪记得，在欢迎仪式结束后，邓小平、卡特一同走进白宫会议室。在椭圆形的办公室里，双方代表坐下，邓小平和卡特开始会谈。“会谈刚开始，卡特拿出一个稿子，正准备正儿八经地念，邓小平已经随口说开了。卡特见状，赶紧悄悄地将稿子收起来。”彭迪回忆。

　　那个著名的“香烟”插曲也发生在第一次会谈。唐龙彬记得，邓小平刚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突然一脸严肃地问卡特：“请问总统先生，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时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先是一愣，不知邓小平要谈论什么与国会有关的法律问题，后来马上心领神会地说：“没有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在的(佐治亚)州种植大量烟草。”卡特还一脸微笑地给邓小平点燃了香烟，小平很享受地猛抽两口，全场记者都笑起来。“当时我们都在场，还有很多记者在现场，他们猛拍一顿，第二天美国的报纸上都登了。”唐龙彬微笑着回忆，似乎仍沉浸于当时轻松友好的氛围里。

　　有趣的是，这一次访美中，唐龙彬又成了打前站的先遣队成员之一。之前，关于邓小平在美期间的警卫工作究竟该如何布置，他们开了很多次会讨论。有一次，他听说小平同志就此事很风趣地说，“我们的安全工作主要靠他们，我们就算带一个团的兵力，带上几挺机关枪去，一旦出了事，你还得要靠美国”。这个给他印象很深。最终中方决定将访美期间的安全由美方全部承担，但“近身的安全警卫不能假借他人之手”。唐龙彬回忆，当美方得知中国只配备了7名安全人员时(还包括方毅副总理的安全人员1名)，大为惊讶。他们反问翻译究竟是Seven(7)还是Seventy(70)，以为是翻译错了。美方工作人员告诉唐龙彬他们，按照美国的做法，如总统或副总统来中国访问，见于名单的安全人员就会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

　　美国的情报工作也给冀朝铸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在房间里不谈最机密的事。有很多美国人很忌讳吃脂肪过多的食品，于是美国有一种替代的冰激凌，虽然味道是一模一样的，但实际成分是水，中方人员称之为‘假冰激凌’。有一天我发牢骚说：‘谁要吃这个假冰激凌！’结果第二天美方就提供了真冰激凌。”这让冀朝铸见识了美国情报工作的厉害。

　　魅力小平

　　到达华盛顿的当晚，经过15个小时飞行的邓小平来不及倒时差，他简单换了一下服装就来到布热津斯基的郊外别墅，参加了他的特别家宴——8个月前，邓小平在北京北海仿膳饭店宴请布热津斯基时，布热津斯基半开玩笑地说，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华盛顿家中宴请他。双方可能都没预料到，这一天会这么快就到来。

　　陪同邓小平参加这次家宴的柴泽民，对这个充满家庭温暖气息的晚宴还印象深刻：服务员是“老布”的3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乐颠颠地端着盘子穿梭往来;其间起居室壁炉突然冒出浓烟，手忙脚乱的老布妻子一通忙乱排除“险”情。老布拿出多年前多勃雷宁(前苏联驻美大使)送给他的伏特加，向小平举杯：“我用勃列日涅夫喜欢的佳酿向你致敬！”小平也跟着笑起来。

　　其实，两人的见面并不仅仅出于私人友谊。“布热津斯基抢在卡特前面与小平见面，有两个目的：一是想了解小平准备要谈些什么问题，想了解我们的底细，以便于他们安排;另一方面他是想向小平同志讲讲他们的考虑，希望小平同志多会见记者、国会的参议员，也会见他们国家的一些有名望人士。希望小平同志利用这些机会，多介绍中国情况，消除美国国内对中美建交的一些反对声音。小平同志也很同意，说可以安排这些事情。”

　　美国的良苦用心，邓小平一目了然，所以在安排上他也非常配合。“通常说，一个国家领导人到国会一般只演讲一次，他们把参、众两院的主要议员合到一起，举行招待会来演讲。而这一次，他们考虑到要在国会参、众两院各自准备一次座谈会。”柴泽民回忆，布热津斯基提的建议很具体，他希望小平正式演讲内容少一些，美国人想了解什么，可以多提问题、多提意见，然后留更多的时间答复这些问题。“这么安排，小平同志同意，说可以。”而后来在参议院举行的午餐会上，美国各地100名参议员中有近90名参加，邓小平的号召力可见一斑。

　　除了一般的记者接见，美国方面还特地安排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主编、出版人等与邓小平见面。唐龙彬回忆，他们曾经想取消几场地方记者的采访，以保证小平的休息，“当我们向小平同志报告此类事时，他总是表示能见还是见见为好”。布热津斯基“布置”的作业并不轻松，“他还提出在华盛顿和一些民间人士、一些大学教授进行接触”。1月31日，费城坦普尔大学在华盛顿的布莱尔大厅举行仪式，授予邓小平“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此外，“小平还去了一些研究机构、外交协会做演讲，忙得很”。

　　1月30日晚上，肯尼迪中心几乎成了美国权贵人士的聚会所场。卡特总统夫妇带着女儿、蒙代尔副总统夫妇、万斯夫妇、布热津斯基夫妇，以及美国许多社会名流悉数出席，这一天，他们全都成了邓小平的配角。

　　晚会的举办方式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经历的。柴泽民说，本来是美国政府组织，但“当时美国政府没有这笔款项，国会不批”，所以最后是企业家买票的方式筹的款，“有的人一下子买10张20张”，买票数量因企业大小不同而迥异。据称这场演出耗资50万美元，是卡特时期最“奢侈”的一次活动。

　　许多美国明星都参加了演出，包括后来中国人熟悉的著名乡村歌手约翰·丹佛。据说主办者听说邓小平喜欢篮球，还特地安排了哈莱姆环球游览职业文娱球队的篮球表演，博得全场喝彩。让柴泽民印象最深的是，在每个节目之间一些著名人士上台。比如第一位上台的，是第一个上天的宇航员格伦;第二个是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起初，柴泽民还将这些人的上台理解为“报幕”，后来他发现“每一次他们上台，都是在演讲，讲中美建交的意义，说中国的好话，最后捎带讲下面演什么节目”。或许对媒体来说，这两位名流的登台本身就是新闻。

　　最牵动人心的一幕是最后一个节目：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演出结束后，卡特夫妇陪同小平夫妇登台谢幕，“唱歌的小孩们都抱着小平，小平也抱着他们亲吻，一下子来了个全场轰动。大家也跟着鼓掌、喊叫，气氛特别热烈”。柴泽民说，那些孩子的举动并不是美方事先安排好的，但不知为什么，对这些孩子来说，这位个子不高的中国老人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台上，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手久久地握在了一起。这种情感交流是如此自然而纯朴，它在瞬间超越了所有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藩篱，“很多观众当场就流泪了”。

　　在华盛顿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邓小平夫妇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答谢招待会。参加的客人之多大大超过预期，把联络处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来宾们根本顾不上中国厨师提供的美食，都争先恐后挤上前去与邓小平握手、碰杯、签名或合影留念。“为小平做翻译的是费斐，她又瘦又小，几乎挤不上只有一尺高的讲台，还是美方两名高大健壮的保安把她举到台上去的。”唐龙彬笑着回忆。

　　“邓小平旋风”在他去牛仔的故乡——得克萨斯州时再一次刮起。在休斯敦旁边的西蒙顿小镇，美方安排邓小平去竞技场看传统的马术表演。他一出现时，全场2000多名观众就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在竞技场，盛情的主人为每位中国嘉宾发了一顶当地产的牛仔帽，作为礼宾官的唐龙彬当时心里一阵紧张，“因为事先没有布置过”。但他看到小平笑着接过，毫不犹豫地戴上，他身旁的冀朝铸为他扶正了帽檐。全场又是一片掌声。柴泽民说，个头不高的小平戴上大沿帽，显得人更小了，但他毫不介意。戴着牛仔帽，邓小平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地与牛仔们打成一片，不仅给当地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让全美的老百姓一睹中国领袖的风采。

　　邓小平应邀坐上一辆19世纪的马车绕场一周，他站在马车上把牛仔帽取下来向观众招手，大家对这位平易随和的老人又是一番鼓掌。“从马车上下来后，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小平把小孩抱过来，又是亲又是吻。”柴泽民印象最深的便是那天的掌声和欢呼声，那个热烈的气氛仿佛仍在眼前，让这位92岁的老人至今回忆起来，脸上仍荡漾着笑意。这些场面通过电视画面传播出去，一个自信、友好而开放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便悄悄占据在美国人心中。

　　科技之旅

　　邓小平为期9天的访美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密，在华盛顿访问3天后，邓小平立刻奔赴亚特兰大、休斯敦、西雅图等城市，花费了近6天时间考察当地工业。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考察，邓小平对于先进科技的了解尤为细致。

　　在亚特兰大，邓小平重点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个汽车制造厂。这家工厂每小时能生产50辆小汽车，当时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大约是1.3万辆。福特公司先进的汽车生产线使邓小平对美国的工业生产实力留下了深刻印象。身边工作人员记得，很多情况他问得很仔细，他还特别问一位电焊工的工资是多少。

　　在休斯敦，邓小平的考察重点转向了高科技领域。在美国载人航天基地——林登·约翰逊宇航中心，邓小平不仅仔细参观了宇宙飞船“阿波罗17号”的指令舱和月球车，还在美国资深宇航员弗雷德·海斯的引导下，登上将于当年底进行首次试飞的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坐到那个仪器上，一开动，可以看到星星、月亮，像是真的到了宇宙中。”柴泽民回忆，中方人员对这个新鲜东西兴致很高。

　　有趣的是，直到休斯敦，柴泽民才感觉吃了最满意的一顿饭，“肉是瘦肉，有炒的、炖的，和中国饭一样”。柴泽民询问后才得知，这一顿对味道的饭，原来是与休斯敦相隔不远的墨西哥的风味。陪同出访的很多中方工作人员也有同感。

　　在访问美国的最后一站西雅图，邓小平在波音公司的总部，参观了6层楼高的747客机装配车间。之前中国刚刚订购了3架707，而那时候他们已经生产了747。唐龙彬记得，邓小平看得特别仔细。第二年，首架波音飞机交付中国，波音公司也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波音飞机从此之后成为中国航空客运与货运系统的主力军。

　　在西雅图，邓小平还引起了当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交通堵塞”。正巧基辛格在此观看美国足球队争夺世界杯入场券的比赛，他给邓小平下榻的饭店留了便条，表示希望去拜访他。基辛格没想到马上收到答复，邓小平说这一次应是自己去拜访他。邓小平不顾安全人员的强烈反对，坚持从他的下榻处步行到基辛格的饭店，结果引起安保人员的一阵忙乱。

　　“这些地方也是他去美国的另一个目的。那时我们刚刚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改革开放要把经济搞上去，这次美国之行，他再三强调，礼宾司在安排上要看它一些尖端的科学。所以我们选这几个项目，都很有代表性，也很能代表美国当时的工业水平。”唐龙彬回忆。访美期间，邓小平参观的全部是私营企业，于是他问陪同的美国官员，美国有没有国营企业？于是美方安排他参观了硬币铸造厂。但那一天是周六，机器没有转动，工厂里只有几个维修机器的工人，所以邓小平错过了一次了解美国国营企业的机会。

　　除了政界人士，财团、企业界和金融界人士也是这次邓小平会见的主要对象。“尤其是跟日本签订200亿美元的协议后，我们也大肆宣传了，美国人坐不住了，一些大商人大财团都游说政府。”唐龙彬回忆，在亚特兰大的商会举行的午宴参加者竟达1500多人，座无虚席。

　　对于流传很久的哈默闯晚宴的故事，唐龙彬说：“事后我们问了美方人员，说哈默这么一个大资本家，那么有钱的石油大王，他怎么可能自己溜进去呢？但是当时的邀请名单上的确没有他，事后他知道有这个事，就赶了进来。所以从排位子上也看得出来，他是排在后面一点，如果作为正式邀请人，他可能会排在前面。小平同志当然事先有人给他介绍，他当时就表示希望哈默以后到中国来投资，我们可以搞经济合作。”

　　在邓小平的促成下，1979年5月，美国企业家哈默率领16名随员访问北京，成为第一个叩开中国大门的外国企业家。此后，哈默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合同，并建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合资项目安太堡露天煤矿。哈默提出安太堡露天煤矿的主要管理权要由他的西方石油公司掌握，这在1979年的中国是没有先例的，然而邓小平却破例同意了。此后，大批的外国公司带着大笔资金以及先进的管理和技术进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

　　唐龙彬印象很深的是，在休斯敦宇航中心，邓小平用看似不经意的口气说，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宇航员登天的;而在波音总部，小平说，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造飞机的。对当时在他身边的中方人员来说，可能更多地将这些话理解为一位领导人对未来的“畅想”。在一切都变成现实的30年后，再想起邓小平当年的话，唐龙彬感慨连连。

　　小平风格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担任翻译的是冀朝铸，他也因此成为中美关系又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他点名要我去，我当翻译这么年了，早就从翻译一线退出搞外事工作了，但是这一次为邓大人当翻译，是莫大的荣幸。”当时马上就50岁的冀朝铸已经是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虽然明知当口译很辛苦，但冀朝铸说，“拼了老命也要去”。

　　对比周恩来和邓小平，冀朝铸说懂英文的总理非常细致，“翻错半个字，他也要更正过来，要跟我说”，“邓小平根本不管，你爱怎么翻就怎么翻”，但这并不意味着给邓小平当翻译就更轻松。“正因为他放松，我更紧张，千万千万不能翻错。”第二个原因，“他特别矮，我特别高，给他翻译的时候，我得半蹲下来”，“他在这，我在这，所以一场翻译下来，我也很累”。说到兴致处，冀朝铸笑着站起来示意。

　　这样的对比，在周恩来、邓小平身边工作过的彭迪，也得到相同的验证。彭迪说，周总理喜欢把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问题，经常会把他们召集去一起修改会议草稿，经常是半夜23点召集大家，开会，一讨论就是到凌晨两三点。“每次他不轻易作结论，就是提问，像拷问大家一样，我们有很多问题都直接向他请示。”相比之下，邓小平则是另一种风格。彭迪说到了美国后，邓小平没有开过几次会，“我们起草稿子他从不参与，交上去之后，他也不修改”。很难说小平有什么外交技巧或策略，但是他为了改变一个国家而毫不掩饰的决心，或许是他最大的外交技巧和筹码。

　　在动身一两天前，邓小平把彭迪、黄华、章文晋叫到自己家里开了个会，也是临行前最后一次检查工作。“他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听听大家的意见。”彭迪说，“我是你的新闻助理，你有什么叮嘱我的？”邓小平回答：“这个事情我相信你，没什么问题的话不必找我，你自己处理就行。”在彭迪看来，这颇代表邓小平的性格，“邓小平讲话从来没有底稿，他也不和周围人商量”。这让下面的工作人员既惊讶又钦佩。

　　彭迪的感觉是：小平一旦决定了什么事情，很难改变他的想法。美国两位比较有名的记者找到彭迪，表示想采访邓小平，写一篇人物报道。彭迪转告给邓小平，他不同意。后来这两位记者又找到尼克松，请他出面帮助推荐。彭迪再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告诉他：我还是决定不接受采访。对于美国掀起的“邓旋风”，彭迪深有体会。“每一个人都要见一见他，同他握握手，向他欢呼、问好。”彭迪说，“邓小平的政治家风度和招人喜爱的性格为这次访问增加了光彩，很多美国人为之感动。”这就是：诚实、坦率、和蔼、可亲。

　　邓小平在与卡特会面时曾这样说：“我们愿意和美国发展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关系。”“我们不害怕你们的思想意识，你们也不必害怕我们的。”当时在旁边做记录的彭迪告诉记者，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谈与美国发展“政治关系”，“以往我们谈的大多是‘战略关系’或‘经济关系’之类的”。

　　在邓小平离开美国时，副总统布什赠给小平两部动物电影，让他带回去给孙子、孙女看。或许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位领导人充满人性的那一面。

　　本报首席记者朱幸福

　　采访美国前总统卡特真不容易：一是他社会活动多得很，要求采访他的人也太多;二是他已84岁高龄。本报记者曾单枪匹马申请过好几次，但都未成功。不久前，我无奈地对周文重大使和夫人谢淑敏说，如果你们下次再去亚特兰大见卡特，我可否跟随一块去。在周大使夫妇的亲自过问下，卡特中心很快批准了我们采访卡特的计划，时间赶在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前夕。日前，我们常驻华盛顿的部分中国记者在亚特兰大专访了卡特。

　　从白宫直接和邓小平开始远距离的中美建交秘密谈判

　　白发苍苍的卡特不显老，他步履稳健，绕着椭圆形的长桌与我们一一握手。落座后，他快人快语，开门见山坦诚地说：“我的生日和中国的国庆是同一天，所以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总是说，我成为中国的朋友是命中注定的。我当选总统之后，认识到(自新中国诞生)30年来美中之间还没建立外交关系，我认为这种不好的局面非常需要改变。于是我开始与中国领导人开始联系，特别是邓小平，我们从白宫直接和他开始了远距离的秘密谈判。1978年12月15日，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了建交的公报。”

　　卡特在接受采访时面前放着一张便条，上面有他的讲话要点。他继续说：“这一决定对美国人来说非常出乎意料，因为我们对这件事一直保密。这个举动当时并不受欢迎，因为那时美国人和多数国会议员都是倾向台湾的。三天后，我想是12月18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历史性地宣布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改革。我邀请他访问美国，当时估计他大概在第二年6月份会来。可是，他说1月份就到，而且他说来就来了。我们非常高兴接待了他和夫人，还有一个庞大的随行团队。会见期间，我们达成了几十个内容广泛的协议，涉及到两国的方方面面。”

　　告诉邓小平，可以派10万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留学

　　中美建交是两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新起点。卡特谈起这段往事时喜形于色地说：他和邓小平之间关系很好。邓小平访美返回中国后，他继续派内阁部长们访问北京，中方也派部长们过来访问。卡特记得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是，白宫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到北京和邓小平会谈。当时中国是白天，而美国是半夜，卡特正在白宫睡觉，电话铃响了，当时是凌晨3点钟。

　　谁吃了豹子胆会在凌晨给总统打电话？原来是普雷斯。他在电话上局促不安地说，“总统先生，我实在不愿意打扰你休息。”卡特睡眼惺忪地说：“肯定是发生了危机。”普雷斯稳定一下情绪后说：“不是，我正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卡特果断地说，“当然可以。”普雷斯面有难色地说：“他问能不能派5000人。”卡特噗哧笑出声来说：“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时隔30年，卡特这位老人与我们谈起这件事情时说：“我想现在约有8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高峰时曾到过10万人。这个小插曲展示了我和邓小平之间的良好关系。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断改善和扩展。我认为与中国的关系现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了友谊和相互尊重。”

　　希望能作为一座桥梁，为两国关系和谐发展做出努力

　　在白宫期间，卡特做出了中美建交的历史性决定，大大改善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加快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离开白宫后，卡特仍与中国保持许多联系和合作，迄今他已6次访问了中国。卡特在专访中说：“1981年我卸任后访问中国时，中国还不愿接受国外的援助。但是，我们和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进行合作。邓朴方来到美国，我们在中国完成了两个很好的项目。一个是帮助兴建了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高质量假肢的工厂，并提供了设备。另一个是在中国培训了900个教育专家，由他们再来培训小学教师，教他们如何指导盲童和聋哑儿童。我们很高兴做这些事情。”

　　美国总统离任后都要树碑立传和留下永恒的遗产，卡特为此在亚特兰大建立了总统图书馆和卡特中心。卡特中心在中国开展的另一个合作项目是从法律角度参与并帮助中国有关部门落实村民基层选举制度，还参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卡特谈到这些情况时说：“我们与中国政府相关部委以及全国的村镇进行了顺利的合作。现在，我们正在更多的领域扩展项目，比如帮助小村镇的经济发展、在非洲事务特别是卫生保健事务中与中方开展合作、还应邀在改善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方面进行合作。”

　　谈到未来的中美关系走向时，卡特笑眯眯地说：“邀请你们来我很高兴。我们已选出了新总统，但我们还不知道他对中国的政策如何。在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困境带来的问题上、在如何应对中国在拉美和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不断增加的影响力带来的竞争问题上，我们两国之间可能难免会产生一些紧张。我想，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地位的提升，两国间的竞争可能还会升级。”他说，“在台湾问题上我和邓小平合作得非常成功，但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潜在的分歧。卡特中心和中国领导人一直有着密切的、长期的工作关系，我们希望能作为一座桥梁，为两国关系的和谐发展做出努力。”

　　(本报华盛顿12月8日专电)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1月28日至2月5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的邀请赴美进行了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中美关系从此走上了一个新开端。在此次访问中，台湾特工在美国收买枪手，企图暗杀邓小平，但是，在中美合作的严密安保下，邓小平访美行程有惊无险。

　　邓小平的特别助理、前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所著的《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一书，披露了当年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访问前传来的警报

　　邓小平访美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重视和热烈欢迎，受到了相当于国家元首的礼遇。美国官方竭力宣传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强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

　　国际舆论也认为，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促进亚洲与世界和平的里程碑”。然而，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美国国内反华势力对此也是不能容忍，不肯甘心的。出访前，安全机构收到以下情报：

　　——台湾一高级特务称要在邓小平访美时“给一点颜色看看”。

　　——在美国的蒋方人员正策划收买“意大利枪手”企图暗害邓。

　　——美国一个极左组织扬言：“要做一些使邓永远难忘的事”。

　　——旅美的亲蒋组织和台独势力准备收买流氓打手，并胁迫一些台湾留学生和侨民在华盛顿等地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挑衅。

　　对于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安全问题，中共中央一开始就给以极大关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副总理耿飙、方毅、陈慕华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黄华、韩念龙、伍修权、朱穆之、罗青长等以及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员开了几次会，研究有关情况和应对措施。一致的看法是：敌情严重，切不可掉以轻心。

　　美国社会情况复杂，治安秩序不好，是人所共知的。据当时了解，美国有2亿人口，民间就有1.5亿支枪，每2分钟要响一枪，每24分钟就要打死一个人。美国暗杀政治人物案件之多，更是触目惊心，历届总统中就有林肯、加菲尔、麦金莱、肯尼迪等人遇刺身亡;有杰克逊、杜鲁门和福特等人遇刺幸免于难。中国与美国隔绝多年，对于他们安全警卫工作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些都增加了中方人员的焦虑和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派先遣组先期赴美进行安排。

　　◎先遣组赴美

　　1979年1月6日，外交部长黄华将高层这一决定通知了当时的公安部长赵苍璧，并由凌云(在当时担任邓小平特别助理、负责安全事务工作)随邓小平出访，并先赴美打前站。

　　先遣组行前，对安全警卫有一个初步设想：一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美访问期间的安全责任必须由美方承担。二是近身的安全警卫不能借手他人，由中方随行的警卫人员严密部署，并争取美方的合作。三是安全警卫工作要与外交礼宾活动安排紧密结合。

　　1月12日早晨，先遣组一行离开北京踏上了赴美的旅途，途经东京、纽约，于当地时间1月12日晚到达华盛顿。先遣组受到了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的热情接待。当晚就在柴主任的主持下和先遣组一起开了个会，传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确保邓小平安全访问的重要指示，研究了相关情况。

　　先遣组与美方的会谈是在白宫举行的。柴泽民和驻美联络处的人与中方人员一起参加了会谈。美方由国务院礼宾司司长杜贝尔夫人主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助理奥克森伯格、联邦安全局负责国宾安全的官员泰勒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官员参加。

　　会谈中首先要解决的是要美方承诺负责安全保证的问题。中方态度诚恳，表示信赖美方，相信他们一定会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和这次访问的圆满成功。泰勒表示，感谢中方对美方的信任，美方将对邓小平这次访美的安全负责。泰勒还透露，卡特总统已下令联邦安全局负责邓小平的安全;整个安全工作将在安全局的统一计划和指挥下，组织警察、情报各方面力量共同完成。

　　而中方代表团的安全人员共有8人，其中还包括凌云。这样少的安全人员对美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紧张的八个昼夜

　　1月28日，邓小平乘中国民航专机离开北京赴美。同行的有方毅副总理、黄华外长等陪同人员20人，其余为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抵达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格雷季埃门多尔夫空军基地。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和夫人，美驻华联络处伍德科克主任和夫人，美国务院礼宾司司长杜贝尔夫人，安全官泰勒和凯利等从华盛顿赶来迎接，并登上专机陪同到华盛顿。从安格雷季到华盛顿飞行约7小时。为期8天的正式访问开始了。

　　邓小平的到来，受到美国官方和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但是，一小撮敌对势力却一直在蠢蠢欲动。

　　1月29日上午10时，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正当卡特总统致欢迎词的时候，离讲台左侧四五米处的记者群里突然冒出一男一女，挥舞拳头，大声呼叫。这时夹杂在记者群里的秘密特工立即上前，把他们架了出去。卡特没有中断讲话，仪式照常进行，在场的人们也都不动声色。处置这一突发事件前后只有几分钟。

　　2月2日，邓小平在休斯敦访问。事先估计，反华势力将在这里搞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访问车队去宇航中心时，路旁约有200多人集结，有华人也有美国人。在旅馆对面马路一侧约有600人集结，都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出访期间的一次险情恰恰出现在这里。2月2日下午18时许，邓小平应邀去西蒙顿市竞技场晚餐并观看竞技表演。当他从旅馆楼上下到楼下大厅准备出门乘车时，中方警卫人员在前面和两侧，后面相距数米跟进的是美方安全警卫人员凯利。突然有一个人插到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只见凯利急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把那个人击倒了，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那个人捉住了。邓小平在中方警卫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走了。瞬息之间，化险为夷。事后，据美方告知，这是美国最老的恐怖组织三K党的党徒，名叫路易斯·比姆，他被拘捕后还有几名同党举着要求释放的标语牌上街“示威”。

　　第二天，美方的警卫部署显然升级了，动用了防暴队和大量的警察，高头大马的骑警也封锁了路口，在旅馆周围和参观现场实施戒严。

　　2月5日，邓小平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乘专机离开西雅图，飞经安格雷季、东京(在东京停留访问两天)，于2月8日安全回到北京。

　　(摘自美国《侨报》)

　　作者：程亚文

　　国际关系年终盘点之中美关系

　　全球一旧一新两大经济体，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加强协调合作的必要性，其具体落实之一就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而对话的密集反映了中美相互依赖的现实。

　　这是一个新名词层出不穷的时代。而在世界政治领域，如果一个新名词问世并能流行，也许就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理念甚至实际政治生态的到来。2003年美国高盛公司发明的“金砖四国”即BRICS、2005年印度国大党少壮派领袖兰密施所提出的Chindia，它们形象概括了世界政治今天业已发生的重要变化。

　　G8象征了一种渐成过去的某种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七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首脑们坐到一起端起酒杯，世界经济甚至政治该是什么样子，他们“几个”似乎就定下来了。这种荣光如今已日薄西山，近年来的G8峰会如果没有“新兴国家”的参与，会议的召开就不具任何意义。

　　而中美关系一端连接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另一端则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这个新的商谈结构的走向对国际关系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它看起来与G8的确非常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不同在于它是一个同样于今年登场的新名词G20(即G8+12个新兴经济体)的压缩版，代表了新与旧的对话、合作乃至相互依赖。而这一旧一新两个大型经济体合在一起，在过去几年中被看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双引擎。

　　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明显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又因近年来美国的某些外交和经济政策失误而放大。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挑战者”，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中国既然不是唯一的“新兴者”，也不是“新兴者”中最有力量的一个，中美关系自然也就不是纯粹的挑战—竞争关系。

　　在美国经济发展步履维艰的时候，也是中国最容易与美国展开有效合作的时候。美国面临的金融危机会强化中美的相互需要、增进双方的共同利益，对这一点，中美政治家们在过去一年中似乎已有深刻的体认。中美于前年底建立起了军事热线;美国在去年上半年欧洲围绕中国举办奥运会大做文章之际表态支持中国，在金融危机后继续对中国开放市场而非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在美国上下因金融危机而惶惶不已之时仍保持对美投资。

　　实际上，全球一旧一新两大经济体，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加强协调合作的必要性，其具体落实之一就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个于前年展开的对话，光在去年就举办了两次。对话的密集无疑反映了中美相互依赖的现实，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商品接收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券购买国，美国不接收中国商品、或者中国不保存和购买美国债券，对两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都是不可想象的。

　　中美之间难能可贵的稳定合作关系，相信随着美国新总统奥巴马的上台，还会一如既往保持下去，毕竟，对于远离欧亚大陆的海洋国家美国来说，温和内敛而又充满活力的大陆国家中国，是一个在战略上可以相互支撑互补的国家。

1979年中美建交 邓小平旋风席卷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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