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侨对祖国的经济贡献: 广为投资振兴中华

2009年07月10日 14:05 来源：中国经济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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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亿罚单:被删邮件露马脚

    中华民族有着牢固的凝聚力.广大华侨，虽然身在他乡，侨居异国，但他们一天都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自己的‘根”在中国.一百多年来，他们始终不渝地爱家乡、爱祖国.在缅怀华侨爱国业绩时，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对祖国的经济贡献。

    急解义囊共勘义举

    二十世纪初，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和发动下，革命党人(有许多人就是华侨)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举行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终于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革命斗争中，海外华侨同仇敌忾，急解义囊，在经济上给予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以有力的支持。

    孙中山先生从1895年起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发动的起义，每次都得到华侨的军费支持，据不完全统计，仅是 1907—1908年两年中的起义，就得到华侨捐款二十万元，西贡华侨李卓锋一个人对防城、河口、镇南关等处的起义就捐款数万元。在组织黄花岗之役时，原计划在海外华侨中筹募港币十三万元，结果大大超过原计划，筹得港币十八万七千余元[1]。武昌起义发生后，华侨为革命捐款更为踊跃。从1911年11月到1912年6月底的半年中，华侨支援广东光复和革命政权的捐款达一百七十五万八千多先.缅甸华侨在武昌起义后，短期内捐助款项“二十万”元，交祖国军政府应急，后又继续响应缅甸同盟会的号召，献爱国捐十万元，国民捐二十万元，连同前项共达六十余万元.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南京政府财政非常困难，库藏如洗。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得南洋之助殊非浅鲜”。有人做过统计，辛亥革命一年，南洋华侨捐款数目达到五、六百万元[2].在捐助义饷、赞助革命中，上至华侨资产阶级，下至华侨中的劳动群众，都积极行动起来了.印尼华侨张耀轩、张弼士，在武昌起义后捐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先生。港商李柏为捐助革命军费，先后出资一百万元左右，几乎牺牲全部家产.越南堤岸以卖豆芽为生的黄景南、挑水工人关唐，都将他们一生，的辛劳所得数千元全部捐献给丁当时的革命事业，显示了华侨“一团热诚、只为祖国”的赤子之心.华侨对辛亥革命在经费上的大力捐助，对革命起了巨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因此，孙中山先生赞誉“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是极中肯也是最崇高的评价.

    广为投资振兴中华

    “攘兴中华”曾是华侨呼出的历史最强音，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进军四化的鼓舞力量。许多华侨为“振兴中华”到处奔走，奋斗个生。广大海外华侨把他们所积资产广泛投资于国内，是他们“振兴中华”爱国之举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工业方面，华侨投资国内近代工业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1872年，南洋华侨陈启源投资数万元，在广东南海创办机器缫丝厂，开华侨投资国内工业之先河.之后，海外华侨在国内投资设厂的越来越多。二十世纪初南洋华侨简氏兄弟投资创办国内卷烟工业的事，十分感人。简氏照南、玉阶两兄弟，早年随父去香港学生意，后到日本经营土产杂货，承办海运事业，几年间使成为南洋有名之富商。但是，他们并未就此过起安逸舒适的日子。他们看到英美商人伙办英美烟公的膏血，十分激愤。兄弟两人激发爱国之心，决心创办民族卷烟工业。1903年，简氏兄弟将全部资金倾出，创办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南洋烟草公司从诞生时起就不断遭到外资的联合排斥和打击，并于1908年因亏本被迫停业。面对外资的强大压力，简氏兄弟毫不气馁，决心东山再起。1909年3月公司再度开业，并于1911年开始转亏为盈，从此打破了英美烟公司独霸中国卷烟市场的局面，为中华民族争了气。1917年2月，英美烟公司又施诡计，企图吞并南洋烟草公司，简代兄弟顶住了利诱、威胁，坚决拒绝了英美资本家的无理要求，显示了华侨振兴祖国工业、努力奋斗的爱国心。广东、广大华侨大量投资于闽粤，兴办铁路、开设工厂。1890年，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办电灯公司，1904年、1905、1914年爱国华侨分别投资兴建潮汕铁路、漳厦铁路、汕漳铁路，组设广东省宁阳铁路有限公司(1939年时资本已有三百三十万元)、福建铁路公司、漳州至程溪轻便铁路公司等。[3]从1912年-1931年，华侨先后还在广东、福建投资设立了厦门电话公司、厦门电灯厂、厦门自来水厂、汕头冰霜厂、汕头自来水厂和利生火柴厂等各种类型的企业。此外，在闽粤两省的城市建设、汽车运输、内河航运等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4]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凡，也是华侨投资的重要地区。上海的永安纺织公司就是由澳大利亚华郭氏(郭乐、郭氏)兄弟投资创办的。永安纺织公司创办于1921年6月，起初资本为600万银元，经过他们的艰苦经营，到1930年资本总额增长为1200万银元。到解放前，永安纺织公司已成为仅次于申新纺织公司的第二大棉纺企业，拥有五个纺织厂、印染厂和发电厂，有员工8680人，生产能力达到月产棉纱5900包，棉布48000匹，色布30000匹。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国入资本经营之重要工厂、商社、银行约250年，其中资本约3亿两，而华侨投资额占十分之一，“即至少有三千万两”[5]。至1934年，上海华侨投资的企业有80家，解放前夕，华侨投资的企业多达187家，投资总额为107347000元。[6]其中，工业企业50家，投资金额5100万元。近代华侨大量投资于国内工业企业、设厂制造，开了中国人自办工业的风气，填补了中国的近代工业的许多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华侨的投资是中国国内产生资本的来源之一”。[7]华侨企业在某些方面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科学和管理方法，使用和培养了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发挥了历史作用的。

    在金融方面，华侨黄奕住在1921年发起创设了近代有名的中南银行，这是华侨投资国内金融业最大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家银行。中南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苏州、杭州、厦门等地设有多处分(支)行。除经营金融业务之外，中南银行还先后投资于国内各项事业，如上海新裕纺织公司(占有股份65%)、天津北洋纺织公司(占有股份50%)、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广州矿务公司等，起到了在资金上扶助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方便金融融通的作用。

    在教育方面，许多华侨抱有教育救国的理想。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这方面的义举尤堪嘉书。他一生为发展祖国和家乡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卧薪尝胆，倾其全部资财。厦门大学是陈嘉庚先生一手创办的，“前后建筑费及经常费之总数，已达四百万元”。三十年代中期，厦门44%的小学校、45%的中学为华侨投资兴建。[8]值得一提的是，华侨胡文虎的“千所小学计划”。1935年10月新加坡华侨胡文虎宣布，将出资350万元，用十年时间在祖国各地建设一千所小学，以普通讯教育、扫除文盲、培育英才。到1938年时，他已在全国各地建成三百余所小学校，耗资150万元。后来，由于日寇的侵略，建校计划暂告停顿。但胡文虎一再设想，抗日事竣，“继续进行建校”工作。真是，华侨爱祖国，办教育，教育出人才，振兴我中华。

    还有许多华侨把自己的钱财用于各种慈善事业的投资。对于无依老幼，他们广济博施；遇有受灾同胞，他们筹款相助。华侨胡文虎在广州、汕头、福州、厦门等许多地方筹资设立超级大国人院、慈儿院、医院等。抗战爆发后，广东潮汕一带旱灾严重，华侨郑午楼在泰国积极组织祖国救荒委员会，开展救荒运动，共给祖国运回价值达三千余万铁的救济米粮。

    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当祖国大地横遭日寇铁蹄践踏、中华民族面临亡种之时，海外华侨与祖国同胞站在一起，同仇乱忾，共赴国难，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为祖国抗战做出了贡献。

    许多华侨志士归返祖国，拼搏沙场。当时，南洋各国华侨组织了多种归国服务团，有机工归国服务团、华侨学兵队、缅甸华侨救护队、安南童军救护团等。缅甸华侨救护队、安南童军救护团等。缅甸华侨救护队在广东惠阳一带分队下乡工作，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医愈伤病员万余人。[9]安南童军救护团有团员66人，返国后在东江战区服务，在短短数月中，团员付出了极大代价，“牺牲及散失者，逾全数之半”。尤其感人的是该团有女团员10名，她们克服种种困难，象男团员一样，随部队救护伤员、宣传鼓动。[10]这些华侨志士谱写了多曲泣鬼神、动天地的壮歌。

    抗战期间，日冠极力设法搜集掠夺我法币，以其套购政府外汇基金或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战略物资，在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府外汇的短缺。而另一方面，抗进行，又要求拿出更多的外汇去购买军火及各种战略物资。在外汇紧短、外贸入超的情况下，华侨急祖国抗战之需大量汇款至国内。抗战前，华侨每年寄汇祖国的款项，平均在3亿元上下。[11]抗战后，侨汇数额急剧上升，1938年侨汇增至6亿，1939年和1940年分别猛增到12亿元和18亿元，这三年中，政府的外贸入超分别是1.23亿元、3.06亿元、0.58亿元[12]，巨额的侨汇，补贴外贸入超绰绰有余。可见，侨汇在实际上起到了平衡外贸、支持国家财政的重大作用。它不但使祖国面对强敌，得以侨汇抵补入超，而且尚有巨额可充战费。在抗战进行之中，广大华侨积极筹赈捐款，支援祖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东南亚华侨、美洲华侨及世界其他各地的华侨都先后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华侨筹饷会”、“抗敌后援会”等救亡募捐组织，采取各种办法和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募捐活动，并取得了可观成绩。中国航空建议协会菲律宾分会原计划筹款120万元，购买一中队战斗机捐给祖国抗战，由于华侨踊跃认捐，短期内，仅马尼拉市华侨所捐飞机就超过一个中队[13]。

     1939年，“南侨总会”发起征募寒衣、支援抗战运动，一个多月间就募集寒衣三十多万套。国内急需药品奎宁时，“南侨总会”通过四十余处机关，采购五千万奎宁丸寄赠祖国。仅妇女慰劳会菲律宾分会就捐赠作战用仿凤急救包十万只.华侨胡文虎将大批“虎标”良药以及药棉、纱布捐献祖国的抗战事业，他多次向长沙救护局、福州卫生处等单位捐赠救护车.抗战期间，他先后三次购公债300万元[14]。许多华侨大敌当前.毁家纾难。美国一个开洗衣店的侨生简女士，在抗战的最初半年内，从她并非丰厚的收入中捐献款项15000美元，支援抗战.她表示。“若是中国不亡，我愿意花掉最后的一元以救祖国，若是中国不幸而亡了，我誓将离开这个世界”[15]。从 1909年7月起至1938年，各地华侨捐献祖国的军饷平均每月达2000万元，相当于当时中国每月所需战费的四分之一[16]。中国的抗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有广大爱国华侨的功劳。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广大爱国华侨，十分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以此为自豪。1950年，一批爱国华侨归国参加祖国建设。他们在极为困难韵条件下，建起了中国最早的华侨农场——兴隆农场。从那时起，三十多年来，从世界各地不断回到祖国的归侨，艰苦创业，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不断做出新贡献.仅以农场而论，我国现有华侨农场85个，拥有土地456万亩，在农场工作的归侨总人数达数十万。华侨农场举办的各类工厂已达300余家。1983年，华侨企业工农业总产值迭6.56亿元[17]。近年来，华侨还捐资为祖国兴建了许多文化教育设施。

    历史和现实的回顾，无可辩驳地表明，广大爱国华侨都有一颗爱国心.

    华侨之所以对祖国有如此热爱之情，在经济上愿为祖国做出如此贡献，是因为他们曾在国外做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的人民受到过痛苦和耻辱.他们切身感到强大的祖国是海外游子的希望和靠山.近代华侨的多数，是因国内政治不修、吏治腐败乃至天灾人祸的驱赶而出走海外，有的则是西方侵略者在中国掠夺的所谓“契约华工”。1845年，侵略者掠走中国第一批契约华工，1875年时，被掠华工猛增到一百二十八万人[18]。由于旧中国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与无耻，实为“奴隶”、“苦工”的“契约华工”，在“巴腊坑”(苦力集中营)，在“浮动的地狱”(苦力运输船)，在海外的居留地，备受西方侵略者的欺凌和虐杀。1852年10月，154名中国“苦力”，被劳顿?爱鲁爵号船从厦门输往南美洲的英属殖民地圭亚那，整个航程中就有69人即全体苦力的44.8%由于遭受非人的拆磨而死亡[19]。

    尽管腐败的旧中国统治者将华侨视为“化外之民”、“弃民”，华侨却一天也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盼望着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崛起，希望祖国强大。解放后。由于“左”的路线影响，华侨曾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报效祖国的功绩无人评说。“三中全会”以来，各级组织大力清除侨务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影响，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当前，为着加速“四化”进程，要积极鼓励和吸引华侨对国内投资。据统计，七十年代初期，华侨所得总额53亿美元(其中亚洲华侨为42亿美元，美洲华侨为9.6亿美元，欧洲华侨为0.9亿美元，大洋洲华侨为 0.9亿美元，非洲华侨为0.13亿美元)[20]。

    华侨投资国内的潜力很大。关键是国内要有正确的政策，得力的措施。因此，第一，要充分调动华侨的爱国热情和他们回国投资的积极性。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活动中，二十五天华侨就集资百万元以上[21]。有关部门决定凡捐款修长城者，将镌刻其名于长城之上，因此海外侨胞踊跃捐款。在鼓励华侨回国投资中也应象捐款修长城那样制定种种物质和精神鼓励措施.第二，要制定具体办法，给华侨投资国内以方便条件、保证其应得之利益.第三，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内大好形势。历史证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是影响华侨对国内投资的重要因素。只要工作做得好，一定会使华侨在祖国“四化”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写出更光辉的一页。

    学者：姚会元

近代华侨对祖国的经济贡献: 广为投资 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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