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发展中国家第一波进化道路选择

    “华盛顿共识”导引下的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

    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正是“华盛顿共识”制造者推销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方案的良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债权国坚持要双边谈判有条件地逐个解决,条件是要债务国实行债权国所要求的“结构改革”,以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为基础,抛出了另一套截然不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措施。

    “华盛顿共识”是由约翰·威廉姆森提出的,并且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1989年威廉姆森出席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支持布雷迪计划,两三周后他在参加发展研究学会苏塞克斯研讨会时,阐述了其在国会委员会提出的支持布雷迪计划的观点,并命名为“华盛顿共识”。1989年11月国际经济学会会议讨论威廉姆森的10项改革,得到世界银行总裁斯坦利·费舍尔的支持。

    这份共识主要有十点内容:1、财会纪律方面,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中央银行的预算赤字,即实行紧缩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2、关于公共开支的轻重缓急次序,应主要集中于初级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有高经济回报率和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砍削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3、税制改革,主要是拓宽税收基础,减少边际税率以刺激积极性,其实质就是扩大税收而减收企业税。4、金融自由化,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最终实现由市场决定的利率。5、汇率方面,实行统一汇率并确保其竞争性以促进非传统出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货币贬值。6、贸易自由化,由关税取代数量上的贸易限制,即消除非关税壁垒而实行低关税。7、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开放,取消各种障碍。8、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9、政府必须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10、确保资产所有权。

    约翰·威廉姆森声称这是“华盛顿的发展精英在涉及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发展政策时,左派和右派思想为确定最低共性限度而进行的一次努力”,并强调这种共识“不应被定为一份新自由主义的宣言书”。拉美的公众舆论却是敌对的,它们认为这种改革是为了回应来自华盛顿的压力而进行的,而不是当地认识到改革的可取性。美洲开发银行总裁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说应称之为“拉美共识”,巴西的报界将威廉姆森称为“华盛顿共识之父”。尽管存在着种种反对的声音和争论,美国的决策者们却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扩大新自由主义的有利工具,拉丁美洲则首当其冲,这也有其特定的国际背景。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在西欧和日本的强烈冲击下力不从心,拉美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而此时拉美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于是美国开始以“华盛顿共识”为招牌,以新自由主义为突破拉美市场的缺口,通过促成拉美国家的经济结构改革实现控制其经济为美国服务的目的。本文将主要以墨西哥、东亚地区国家和阿根廷为例,分析美国在拉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具体措施,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

    (一)墨西哥

    1940~1979年,墨西哥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并成为其他拉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榜样,在1954年至1970年被称为“墨西哥奇迹”时期,其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6%。1976年波蒂略就任总统以后,片面发展石油产业,带来一系列宏观经济结构和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问题,开始大量举借外债。而由于受到国际贷款利率上升和原油价格下跌的双重冲击,墨西哥不得不在1982年8月宣布暂停偿还外债,无限期关闭外汇市场,从而导致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债务危机。

    1988年萨利纳斯总统上台后,在债权国俱乐部的压力下,开始按照后来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的要求实行改革。其内容包括:借助外国资本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到1994年,除了墨西哥石油公司、国家铁路总局和墨西哥银行等11家企业继续由国家控制外,其余都已拍卖；单方面降低贸易壁垒,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实现了资金和货物的自由流动,使其成为美国制成品的第二大销售市场；颁布一系列法令吸收外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以及石油化工工业中的“战略性经济领域”,加速经济开放等。

    在1994年12月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墨西哥甚至被树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典范。然而,让人惊讶的是,这次会议后没几天,墨西哥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资本大量外逃,外债剧增,通货膨胀上升,经济严重萎缩。拉美许多报刊发表文章指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墨西哥萨利纳斯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改革过分强调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导致墨西哥经济结构失衡,国家完全放弃了必要的调控和保护政策。在与美国的关系上,由于两国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美国众多企业和产品的涌入严重挤垮了墨西哥本国的大批民族工业。其次,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引进外资为首要目标,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外国的投资又不作任何限制,使得“进入墨西哥的外国投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促进生产的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是追逐高回报的证券投资,而其中很大成分是游移不定的短期有价证券。”

    因此,一旦金融利率发生变化,这种具有很大投机性和流动性的“燕子资金”就会闻风而动,纷纷抽走,使国家陷入金融危机之中。最后,改革引发了国内众多的社会问题,如高失业率、贫困化、两级分化和社会不公正等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哈拉尔特-舒曼在谈到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时,也认为“只有很少一部分居民从中获得好处,新的工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并且只创造了为数不多的劳动岗位。”由此可见,美国推动下的这场墨西哥新自由主义改革妄图使其完全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使经济放任发展,结果不仅未能使墨西哥经济实现稳定发展,反而带来一系列严重危机和社会问题。相比之下,恰恰是美国自身从这场改革中获得很多实际利益,这种结果的确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