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发展中国家第一波进化道路选择

    新自由主义是产生于美国的一种政治经济思潮,在过去20年里已经发展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性“强势话语”。学术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概念说法各异,并且存在一些争论。一般认为,它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新理论体系,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本文着重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出发,通过回顾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对比分析美国在新自由主义幌子下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改革,从而揭示出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霸权实质。

    “里根经济学”的“奇迹”与“华盛顿共识”

    新自由主义思潮早在二战后就已萌芽,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德国的弗莱堡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是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阵地。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抛弃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着重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提出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称理性预期学派)三个主要学派。

    美国则凭借二战中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成为新自由主义学说的主要推动力量,尤其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不仅在美国国内有一批追随着,而且不断向国外输出其新自由主义思想。

    1979年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和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由单纯的经济思想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里根政府为拯救长期滞胀的美国经济、力挽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霸权的颓势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当时谓之“里根经济学”。据著名美国外交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密克的概述,“里根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实施经济衰退政策,主要依靠中央银行即美联储实行通货紧缩,把无效益的企业挤出美国经济,或让有竞争力的企业予以兼并、裁员减薪,实行合理化管理,以增强这些企业的竞争力。

    2、美联储实行高利率政策大量吸引外国资本和本国储蓄以充实高效益企业的投资,增强美国产品在本国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3、政府操纵物价,将卡特时期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降至近于零的水平。

    4、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让“隐蔽的手”来选择美国的投资和重新工业化目标。此举包括大减公司税收,取消企业保健和安全保障法规；允许企业任意降低工资和福利待遇；打击工会,取消合同。

    5、里根政府实行“零和预算”。大砍公共福利开支,包括医疗保健、教育拨款,增加国防预算,大搞星球大战计划及其他新式武器。以五角大楼防务合同承包转包的形式大规模补贴军工企业和其他“有竞争力”的大企业。

    且不说这些措施的短期成效和长期风险如何,仅就“里根经济学”而言,它并非纯粹的“新自由主义”,更像一盘大杂烩:既有“新自由主义”的成份,又遗留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因素。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军事凯恩斯主义(即以扩军备战刺激经济),可以称之为当代最典型的保护主义。

    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分析的,这是一种“事实存在的自由市场理论”,里根政府的官员们一方面向穷人赞美市场的种种好处,另一方面又得意地向商界吹嘘,其“给予本国工业部门的进口补贴比前半个世界的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多。”自由贸易的一个基本要领是禁止政府补贴,但二战后美国的商业领袖们却坚持要求政府给予先进技术工业尤其是航天工业以保护,里根时期这种保护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负责对外金融的一位资深委员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评论指出:“罗纳德·里根,这位酷爱放任自由的战后国家的最高管理者,领导实现了30年代以来最大的保守主义转向。”

    所谓政府不干预经济,只是放手让资方压低工资和福利待遇,剥夺劳工同资方谈判的权利,是里根政府对劳工权利的粗暴干预。实际上,上述五条无不是利用政府权力和政策干预经济的铁证。

    被一些人奉为新自由主义样板的“里根经济学”的成就其实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也是短命的。它所引导的美国经济只是在挨过了头三年的衰退以后,才在1984年“奇迹”般地达到5.5%的增长率。里根及其智囊们的这一“奇招”主要是为了帮助当年里根竞选连任,对美国经济并无长期效应。从里根第二个任期开始,美国经济和美元地位便每况愈下。到1987年,美国“繁荣”的神话和美元坚挺的纸壁蒿墙倾刻化为泡影,若不是马克、日元、英镑、法郎等出手相救,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可悲的是,里根1984的经济“奇迹”所造成的虚幻景象却迷惑了很多人。英美决策集团、西方跨国资本主义精英,特别是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们乘机哄抬炒作,煞有介事地进行“舆论调查”,总结里根、撒切尔“最初一系列政策中存活下来的被吸纳进主流的并非微不足道的东西”,拟出了一份代表“一定集团的人在特定时刻相信对一些国家来说是好政策的清单”,并且宣称几经讨论,在政界和经济学界,从华盛顿到拉美意见“趋同”。这份包括10项改革要求的清单被命名为“华盛顿共识”。

    有人说它是“新自由主义宣言”；“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克·哈耶克鼓舞下奉行的经济政策”；有人说它是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改革的“最低要求”、最低限度的“共识”或“最小公分母”。总之,尽管学术界乃至政策设计者在定义的问题上仍然争论不休,但其具体细节并不重要,也许越是模糊,效果反而越好:“里根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这种似是而非的结合成为“华盛顿共识”的基础,而“里根经济学”所展示的海市蜃楼“奇迹”则成为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可借助的“名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