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经济网2016两会特别节目——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2016两会建议信息发布会现场，首先感谢蔡代表在百忙之中来到现场。曾经设计调整黄金周，同时促进2008年国家假日制度的改革，蔡代表每次都会引起大家的关注，首先非常欢迎蔡代表的到来。

　　蔡代表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蔡继明：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大家参加我有关建议的发布会。

　　主持人：今天现场来了很多媒体同仁，首先欢迎你们的到来，稍后可以踊跃提问。两会马上到来，今年您带来什么提案，请跟我们分享一下。

　　蔡继明：首先介绍一下我这次准备提交全国人大会议的建议，这些内容和事先发布的题目有一些调整。第一，关于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建议。第二，关于引导一亿人口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的建议。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治本之策。第四，推进四位一体城乡互动的土改建议。第五，十三五期间扶贫攻坚建议。第六，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能源行业改革的建议。第七，大力发展网约车转变政府监管模式的建议。第八，关于妥善安置烟草行业买断工龄职工的再建议。最后是关于加快发展云金融，促进中国科技金融创新的建议。

　　主持人：几项议案当中您最关注哪一个可以具体介绍一下吗？

　　蔡继明：这九项建议前七项都是我多年来，特别是去年一年来重点研究的课题。后面两个建议是我反映烟草行业，也是多年存在的问题，已经连续多年写建议和提案。最后是我的一个博士后为我起草有关科技金融方面的建议，我重点介绍前面几个有关城市化，土地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网约车方面的若干建议。

　　第一，关于农民工城市化建议。这个问题，是我多年关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政府特别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所谓以人为本，无非就是强调城镇化，重要的是“化人”不单纯是“和地”，这些年政府征地范围不断扩大，大量的新城建设起来。但是农民工虽然进了城，并没有落户。按照去年我国官方公布的国家城镇化的数据显示，常住人口城镇化已经达到56.1%。但是，我们的户籍人口，就是在城市里边有城市户口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大概是37%-38%之间，取一个中间数37.5%，这样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之间，相差18个百分点，用18乘以全国人口大概是平常所说2600万农民工，他们被城镇化，但是并没有户口。我们存在城乡二元制度，包含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所存在的差别，有户口的和没有户口的，当然很多大城市，实际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由于，我们城市化存在着城市二元结构，城市人口的二元结构，有户口和没有户口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以至于造成一系列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大家所熟悉的，比如说，全国有大概3500万流动儿童，就是跟着父母进了城。在农村，大概有6000万左右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存在着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最典型的是去年大家听到的，就是毕节地区四个兄弟姐妹集体服毒自杀。而且像这样的事情，留守儿童受到各种权益的侵犯，包括性侵犯，媒体屡有报道，还有5000万留守妇女和老人。城市里大量进城的农民工，现在80后、90后占到60%-70%。这些人进城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工，是希望能够在城市居住下来，能够融入城市的生活和社会，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注意到，现在民工荒现象不仅限于个别的地区和季节，春节是特别明显的。北京差不多一半人口都离开了，吃饭、订餐，找个临时工都有困难，这个现象已经相当普遍，而且我们国家总得来看最近几年劳动人口，就是适龄劳动人口绝对量已经在减少了。大家也注意到我们国家的生育政策，这些年做了极大的调整，开始是单独二胎，没多久就推出全面二胎，现在报刊媒体都在报道。即便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从结婚、怀孕再到生孩子，再到孩子长大怎么也要二十年左右。二十年当中，劳动力短缺恐怕不能通过调整生育政策解决。

　　农民工目前半城市化的现象，其实加剧了劳动人口短缺的局面。因为进城不能落户，迁徙人口不能定居，必然他到了40、50岁以后就要考虑怎么养老。有的尽早打道回府。或者是在城市里稍微遇到一些不顺心，遇到一些就业的障碍，临时失业了。如果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可以继续待业，可以去学习，然后在转到其他的岗位就业。没有户口，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又回到了农村，这样人为减少了有效的劳动力供给。

　　这是当前我国要加快城镇化，党和政府要特别强调，要优先重点考虑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怎么能够让他们在城市定居下来。这就是，我要关心的，农民工的市民化。

　　城镇化当然包括水平，当然也包括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但是，对于经济发展，对于经济社会转型有意义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我们国家规定的相关目标是这样的，中共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这是有史以来所开专门围绕城镇化开的会议，还有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规划强调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这个目标好像没有多大的困难。因为去年已经是56.1%，未来还有5年，未来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常住人口目标就实现。当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里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你想想，45%-60%只是相差15个百分点，我们现在差着1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未来5年当中，户籍人口城镇化提高的比例，要提高3个以上的百分点，每年1.3%这样的速度增长。具体数据是多少，就是我们常常说到2020年要解决1亿农业转移人口，还有他们家属的户口。这就是非常庞大，非常艰巨的任务。

　　如何制定、调整、改进相关的政策，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的目标。也就是真正的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一、确认农民居民，包括农民工迁徙的自由。他应该有选择居住点，选择居住城市的自由。切实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

　　二、大量的农民工进城，首先要解决的是就业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改革，这里就要谈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因为吸收就业人口最多的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通过国家的简政放权，现在注册是非常方便了，每年注册的数量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我们中小企业破产、死亡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有关专家做的测算，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是2.9年，就是不到3年。而欧美企业平均寿命年限是12.5年，日本平均寿命是30年。如何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鼓励同时如何延长我国中小企业的寿命。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僵尸”，僵尸这种提法有可能不太礼貌，哪些企业面临着破产倒闭，但是确实又有发展前景，也是国计民生。这样政府就不是一味鼓励人民创业，而是对现有的企业怎么维持、延缓，或者是拯救它的寿命，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一方面的政策。

　　三、改善和调整我们的人口迁移政策。这里主要是农民进城进入哪些城市，要不要对有些城市加以人口的限制，这就涉及到城市化道路当中，大、中、小城市如何合理布局，当然这里有不同的意见。根据中共十六大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协调发展，我理解的协调发展不是同步发展，都按20%的速度发展，2万多个小城镇每个镇平均1万人口，也要同步发展，那是不可能的。协调发展，一定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因此在协调发展里边，我更倾向看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里谈的，还有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就是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布局，两横是长江一条横轴，陇海-兰新铁路，三纵东部沿海一条纵轴，中间是京哈中广铁路线，再往西是包昆铁路。在轴线上构建20个都市群，国家级、跨区域、区域性，京津冀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已经形成很大的规模，后面推动其他若干个国家级以及区域性城市级的发展。强调优先发展大城市，我说的大城市不只是百万以上，500万以上算大城市，500-1000万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是超大城市，不仅一般的大城市、特大城市要发展，即使是超大城市数量也太少，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就3、4个，我们13.7多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国际大城市行列里我们占的比例也应该是最大的，可是目前我们没有达到。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东京是3300万人口，我们国家最大城市是上海2300万人口，差1000多万。不仅超大城市数量，还有增加的空间，超大城市本身的规模，也还有一定扩大的空间。

　　我不赞成一味限制特大超大城市人口的数量。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一定是集中最优质、数量最多的公共资源，本应该为我们国家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像这些超大特大城市，城市化水平，包括已经达到80%-90%，有一些农民已经没有多少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化任务似乎已经完成。大家知道城市化、城镇化是全国的概念，不是一个城市。有一些城市以农业人口为主不要求很高的城市化率，我们讲的城市化是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这一点来说，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对我们国家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户籍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做出应有的贡献。

　　这条建议里，特别希望特大、超大城市降低进城门槛，张开你的怀抱。

　　欢迎外地农民工进城落户，小城镇到大城镇，小城市到大城市迁徙人口可以在这里定居。

　　建立有助于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政绩考核指标。现在中央强调三个挂钩，城市建设用地下达指标和城市吸收农民工落户人口挂钩，这当然是很有效的。第二，政府的转移支付和接收的农民工数量挂钩。第三，城市化建设重点支持的项目和吸纳的农村人口挂钩。这三个都很重要，我认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和政绩考核挂钩。你每年吸收多少农民工，比如每年吸收10万农民工，给建设用地一比较，建设用地能增加政府多少财政收入，吸收10万农民工财政支出能多少，一算这笔账不合算，宁可不要建设用地的增加。

　　扶贫问题，我们7000万贫困人口，要求到2020年底全部都要脱贫。怎么脱贫？尽管中央有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是恐怕层层指标下达，作为考核政绩，甚至有一些党政干部要对口精准扶贫，一家包两户。我相信，要采取这种措施，到2020年，按照现有的贫困人口标准，那7000万肯定能脱贫。如果把一个城市里吸收多少农民工落户，解决他们的户口作为政绩考核的指标，我觉得这个措施比前面的三个挂钩更有效。

　　后面涉及到除了户籍制度改革外，很重要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所以我后面有一个提案。

　　如何推进三位一体的城乡互动土地制度改革？

　　为什么提三位一体？各位媒体朋友可能注意到，去年这个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33个县市区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在试点过程当中，在这个区域内，暂时停止执行有关土地方面的法律，这33个试点工作，从去年到现在，正好是1年。我观察和搜集到的一些信息表明，试点改革的进展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征地制度的改革，推行试点非常缓慢。这里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记得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也写了一个建议，依法改革固然重要，由人大常委会授权，暂时不执行相关法律，否则就会变成违法改革。但是加大改革的力度更重要。授权改革是一个形势，如果改革的力度不够，试点到2017年，也就是明年，明年试点结束后，收效甚微，如何在全国推广试点经验？从2017-2020还剩下3年，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的部署到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各项基本制度就要稳定下来。所以我当时提“改革的力度更要加大”。

　　问题在哪呢？我们推行土地改革试点，有三块地分开了。第一块地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这叫征地。第二块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第三块地农民居民宅基地改革，通常我们俗称三块地。这个地方试点征地制度改革，另外一个地方试点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另外一个地方试点宅基地改革。经济学角度来看，三块地连在一起。大家想想，所谓征地制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根据宪法规定，把征地范围严格限定在公共利益范围内，宪法第十条是这样说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收农村集体的土地，并给予补偿。注意是“可以”，并没有说“必须”。所以公共利益是征地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大家学形式逻辑都知道，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要想征地必须是公共利益，但是反过来公共利益未必一定要征地。

　　如果征地不是公共利益，就不能征收。不能征收就意味着需要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就要“入市”，这里入市打引号是双重意思，进入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构建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第二意味着进入城市建设用地的范围。所以两个市，一个是市场，一个是城市。

　　集体土地要进入城市建设用地市场，并且进入城市的规划范围。宪法说了，城市的土地要归国家所有。所以，征地本身就不仅仅是农村土地的问题，还涉及到城市土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城市单一到国有制不能适应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所以以往改革，或者是学界观点，往往就农村讲农村，就城市讲城市，一提到土地制度改革，都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好像跟城市没有关系，其实是密切相关。只要意味着集体土地入市，城市土地公有制就必须是国有和集体两种并存。这就是为什么叫城乡互动。

　　征地制度改革就意味着集体土地入市，集体土地哪些入市，这涉及到宅基地改革。第一，建设用地。第二，建设用地里的经营型建设用地。经营性建设用地在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占的比例大概不到1/10，70%-80%是宅基地。第三块是建设用地入市，如果不改革宅基地制度，这个入市基本上就是一句空谈，杯水车薪。宅基地制度怎么改？现在宅基地制度所有权是集体，使用权是家庭，集体所有制成员，使用权只能在集体所有制内部转让，不能够在集体所有制之外转让。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无权购买，或者是租用农村集体的土地上的住房和宅基地。这样一来，你仔细想想，农村在自己的村里宅基地的流转范围和价格是及其优先的。如果严格的限制农村占70%建设用地的宅基地流转范围，集体建设用地怎么入市？

　　所以，三块地的改革应该是三位一体的，而且应该是城乡互动的。这是我要提出的推进三位一体城乡互动的土改建议。

　　两会结束后，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将协同重庆市政协，还有重庆市民进市委员联合组成一个调研组，首先去考察重庆的地票交易，还有重庆土地改革试点。回来准备到北京的大兴、平谷，天津的蓟县，再到河北试点，京津冀土改试点我们要进行系统的追踪调查，以期真正在今年，乃至到明年，为我们土改试点的工作，尽我们微薄之力。

　　有关城镇化，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补、一降”，“三去”里有一个是去库存，我提出了房地产去库存的治本之策，我注意到房地产库存过多已经是事实，有的地方城市，特别是二、三线城市，据说他们要消化库存要用20年的时间，全国城镇人口有数据显示，从平均数上来看，平均一户已经超过1.1套房子，但是分配极不均匀。大概20%的人口可能是高收入，或者是比较灵活，当年房价比较低的时候买了很多房。据说，这20%的人口平均拥有7套住房，当然还有10%左右的人口在租房，剩下60%左右的人口平均拥有1套住房。以首都为例，北京在2013年的时候，住房空置率足以安居三口家庭，可以承载并提供1000万流动人口居住问题，但是事实北京上千万的流动人口是绝大多数，恐怕是买不起房。能不能租得起，农民工租好房，象样一点房也不行，大量居住在城中村、小产权房、地下室、工棚、未竣工的建筑物里。怎么化解呢？目前流行的观点和政策建议，我估计媒体朋友注意到，吸引农民工进城，2.6亿农民工，哪怕有10%就是2600万，有10%的人能买房，我们的房地产库存5年就差不多了，就容易解决了。

　　我对这个建议或者说这个想法，有不同意见。大家知道农民工之所以进不了城，落不了户就是房价太高，农民工进城最大的门槛是高房价，因为高房价进不来。

　　正确的想法，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要立足于把农民工进城落户，迁徙人口定居，然后寻找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障碍。假如说是高房价，你先把房价降下来，你不提降房价，现有库存按照现在的价格，农民工进城怎么买得起房。我这里有一个数据，现在库存的房价，保守价格估计50万一套。目前，外出农民工平均月收入是2864元，如果一个农民工家庭有两个人工作，1年家庭收入不过5万元，房价收入比高达10倍。也就是说，首先，30%的首付，要拿出3年的家庭收入不吃不喝。所以农民工不可能成为接盘侠，2亿多农民工在工作地点买房不足1%，有一些做到老板了，已经有企业了。相当一部分，大概占15%的农民工是在离他的家乡，就近小城镇里买房。所以，我们现在谈房地产库存，我想首先应该破除这样一个观念，不要指望农民工进城买房，前提条件是怎么把住房的价格降下来。降到什么水平？降到城市居民，中等收入居民能够买得起房，再进一步往下降，降到租赁房，降到低收入阶层能够租得起房。然后政府的保障房覆盖10%左右的低收入阶层。这10%左右，其中就包括农民工。你要首先考虑给绝大多数农民工提供保障房。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靠他们的收入化解房地产库存。

　　这里，我提出一个所谓的治本之策是什么？就是要调整房地产的供给结构。不是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房地产的供给结构怎么调整呢？我其实在2、3年前提过这样的建议，开辟一个准商品房市场。相对目前商品房引发的是过度的投机，投机行为拉高了房价，以至于刚需很难得到满足。开辟准商品房市场是自住型的商品房，说到商品房是要买，说准商品房，买了以后在一定期限内不许卖。所谓一定的期限，根据政策可以灵活调整。买的第一套房价格比较低，面积比较小，档次比较差，可以允许在5年之后转让或卖出，用以改善居住水平。5年之内，规定房产证上不允许交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既然，这块地规定是准商品房，拍卖的时候，房地产商就不可能出高价，因为他知道，人们买这个房是为了居住，不会出很高的价格买这个房子，所以房地产商准商品房价格不可能太高。房价不能太高，就不可能出太高的地价。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让城市中等收入，甚至中低收入绝大多数居民，能够享受第一套房作为准商品房。

　　当然还有其他的建议，对房地产开发是不是专属权利，是不是一定要有资质。我在美国两年多的时间，不一定要开发商。第一套房做到居者有其所，不一定要那么高的条件，绿地以及公共服务都可以相应降低档次。城市住宅要以准商品房供地为主，比例占到主要的成份。如果做这样的改革，其实房地产市场不仅是库存的问题，今后房地产产业，虽然我并不认为叫支柱产业，但是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的确是不可忽略的。现在注意到钢铁、建材、陶瓷、玻璃、水泥都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很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投资开工数量在减少。今后考虑到我国的城镇化，我刚刚说到，还有18个百分点的农民工还没有进城落户，每年今后要有上千万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里的人口还在增加，已经买了第一套房还要改善，原有房子还要折旧，中国房地产市场本来应该是很有发展前景。只不过，我们过去的政策导致房地产泡沫，导致房地产畸形发展，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一业兴旺百业衰，过多实体资金进入这个行业，实际上是畸形发展。

　　通过准商品房的改革，再加上房产税等配套改革，我相信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有相当好的发展时机。这是关于化解房地产库存的看法。　　　

　　跟这个有关的，是吸引1亿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的问题。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放开对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限制，包括北京。国务院提出要在未来5年（至2020年），吸引1亿人口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我们课题组做了专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1亿人的构成，如果仅仅指的是从农村转移过来的1亿人，那几乎很难做到。如果 这1亿人既包括从农村转移过来的，又包括中西部现有的城镇人口，户籍人口有一个自然增长，增长率肯定是正增长。这样加在一起，才有可能达到，但是还必须采取相应的产业政策和人口迁徙政策，其中，人口迁徙的布局就和我刚才提到的大城市有关，即使是1亿人口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也不可能分布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小城镇，一定是在中西部那些大城市、 特大城市，至少是中等城市，一定是在这些领域，在这些区域集中解决他们的落户问题。

　　我多年来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仔细看一看人口流动的曲线，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优先选择的是大城市。什么时候人们开始青睐中小城市？我们国家还没有到这样的情况，欧美这些国家大城市人口过多开始向周边扩散，有人说这是逆城市化，多在城市周边，即使居住在农村，从事的也是非农产业，这些人没有变成农民，不能称之为逆城市化。那个发展阶段我估计怎么也要到2020年之后，或者更远一点说到2050年，我们国家实现了现代化，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才有可能出现所有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达到满负荷。这时候人口开始向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扩散，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很长的，所以我国的城镇化战略，恐怕在未来相当长，至少到2050年，都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保持新常态。我认为中高速稳定增长是最重要的发展战略。

　　举个简单的数据，农业产值目前仅占我国GDP的9%，一般说这个水平应该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但是，人家发达国家农业产值只占到9%，农业人口有的只占5% ，最多也就是10%。如果按照户籍人口算，我们国家的农业人口还有62%。农村的人口和农业产业还不成比例，意味着有很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使这些数据大体匹配之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才算基本完成。一味强调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不符合世界人口迁徙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如果非要这样做，就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就会阻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以上这几个问题，都是和农民工市民化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有关。

　　下面我想谈谈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现在一种提法叫混合所有制。我首先要强调一下，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指一个国家整体的所有制结构，也就是一个国家公有制经济占多少，非公经济占多少。以前我们不存在混合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非公经济才发展起来。正是有了第一个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才谈得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以混合所有制结构是基础。第二重含义，是股份制。国有企业吸收非公资本进入，这叫做混合所有制企业。前面的最重要，后面的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目前，媒体上更多关注的似乎是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好像很少去谈国有企业本身该怎么改革，只有这样，非公经济才能进来，混合所有制结构合理，才能谈得上第二步，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再和混进来的非公经济实现混合。如果国有企业仍然在原有的行业不退出，只是象征性拿出一些个别的业务，是不可行的。

　　本来是竞争性的行业，国民经济就不该进入。要明确哪些行业原来是垄断，怎么变成竞争，然后非公经济再进来。这里我特别提到能源行业，就是石油、天然气，煤炭好像混合经济的成份，非公经济的成份是比较多的。但是，前些年煤炭行业整顿，影响了很多大量的民营经济、民营资本，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我个人理解，从行业链上来说，如果天然气管道、输油管道，带有网络性质的环节是一种自然垄断。但是，对于矿产资源的探勘、开发、生产、采掘，乃至销售等等，这些领域应该是竞争性的。明确了这一点之后，你再来考虑非公经济，首先是让它进入这些领域，进入领域之后再和国有企业混合。

　　关于国有资本的监督管理体制，国务院反复强调要由过去的管资产变成管资本，现在的国有资本管理，我认为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国资委领导和国企领导，和国企负责人之间交叉任职。如果说国资委的官员兼任一个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企业有可能成为他以权谋私的资本。反过来，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官员。在企业里经营企业，实际上就可能有腐败行为，最典型的是蒋洁敏，他原来是中石油董事长，后来他成为国资委主任，他怎么监管别人的腐败问题？现在很多国资委领导兼企业领导人，或者是反过来，或者是辞掉原来职务担任国资委领导，或者是辞掉国资委领导担任企业领导。

　　管理者能当监督者吗？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特别强调，你是管理层你是总经理，上面还有董事会，董事会后面还有监事会，形成制衡机制。我们的国资委全称 大家都知道，叫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委员会，既管理又监督。管理者行使不好监督的职能，监督应该交给全国人大或者是常委会，里面设一个国有资本，或者是国有资产运行监督委 员会，行使对国有资产资本的监督职能。把管理职能和监督职能分开，既提高效率同时又符合公共利益，为民造福。

　　我这里强调的能源行业，适合所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最后，我谈一下大家很关心的网约车。我去年写过这方面的建议，今年通过一年的追踪调查，也广泛征求了互联网平台以及一些司机的意见。其实我最近这几年出行基本都用网约车，虽然我有车。但是，我觉得网约车很方便，也能减轻其他方面的负担。所以对于网约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政府的监管模式，我也提出了建议。

　　首先，我们看到以网约车为代表的“互联网+”出行是一种新业态，这种新业态已被列入《国务院关于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里。现在中国互联网约车的发展非常快，全世界我们都名列前茅。滴滴成为我们重要的平台。中国提出共享五个发展理念，共享经济、共享发展，网约车把社会上闲置的人员、私家车，通过互联网技术整合起来。任何行业都有弊端，出租车行业弊端更多，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黑车，为城市居民出行提供方便，缓解出行难、打车难的难题，解决很多人员就业。有关数据显示，网约车平台上登记政策大概是700多万人，这700多万都是兼职，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用早高峰、晚高峰、周末周日节假日等业余时间出来接几单。其他专门做网约车服务的都是私家车，私家车以前相当一部分是黑车，现在通过网约车把服务规范化，名正言顺提供就业的岗位，这是社会效益。

　　第二，从缓解环境污染来看，一辆网约车能够代替十几辆私家车，也就相应减少私家车占领的路面，减少了汽油的消耗，也就减少PM2.5的排放，对改善交通拥堵，提高空气质量功不可没。

　　第三，解决了城市交通的潮汐现象。早高峰、晚高峰时段，现有的公交、地铁、出租车满足不了大量的人口出行，出租车费都要贵几倍，供不应求。而且越是早晚高峰的时候，有一些出租车司机越是不出来，因为堵车赚不了多少钱。赶上刮风下雨他们也不出来。恰恰这个时候网约车出现了。网约车有相应的奖励机制，缓解了交通高峰状况。平时又不需要那么多车，人家停在家，或者是去上班。现有公交车、地铁、出租车的管理体制解决不了的问题，互联网约车解决了，这是功不可没的地方。

　　中国“互联网+交通”已经领跑全球。也就是说，覆盖全国400多个城市，为1000多万人提供服务，这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优步（Uber）。2015年滴滴出行订单超过优步成立6年来的全部订单，在这个领域，中国“互联网+出行”走在世界全球的领先地位。

　　网约车是一种创新的新型业态,既符合共享经济理念，又符合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改变了现在居民出行的结构，而且对传统的出租车管理体制产生了冲击，以至于很多地方，原有体制松动了，有的份钱降低，有的出租车特许经营甚至被取消。有出租车司机开始转向做网约车。传统的铁板一块，现在终于被撼动了，网约车功不可没。创新业态要求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原有的管理出租车和企业的模式，不适合管理互联网约车。举个例子，去年交通部公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征求意见稿里，基本上秉持的是管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一种理念。

　　第一，规定网约车要进行互联网企业属地化管理。2800多个县要到交通部门办理许可，本来互联网是以点接入，在北京建立的平台为全国提供服务，非要到全国2800多个县办理许可证，你想想增加多大的成本，这是按照传统的管理模式。私家车要变成运营车，规定年限必须还要报废，而且你想再退出都不可能。运营车想变成私家车，80%的兼职就业就会被排斥。一旦私家车退出，又会陷入打车难，出行难。

　　由此，我们对网约车管理，没有要求他们一定签劳动合同，其实有一些在正式企业就业，在这里无非是兼职，有必要还要签劳动合同吗？所以这些模式，如果果真付出实施，我们网约车就会变成出租车第二。多年来，我们出租车行业改革就要错失良机。这次，我提出一个建议。

　　首先，对于一个新兴的产业，在一时还拿不准的情况下，就暂时不出台管理条例，让各地“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可以规定原则，比如说保险，媒体上以及官方很大的担忧是网约车不安全，往往把网约车和黑车划等号。实际上，根据我这几年使用网约车的亲身体验，网约车安全度往往高于出租车，出租车能够做到的安全标准，网约车不但能够做到，甚至更好。这里有一个数据，去年大概全国机动车事故发生率，每万辆车是0.9。网约车只有0.4，远远低于全国机动车事故发生率。在全国平均事故发生率里，其实出租车发生率更高，因为他是全天候运行，疲劳驾驶非常严重，出租车发生事故概率更高，这是经验数据上来看。

　　管理上来看，网约车质量比出租车质量要高，都在10万元以上，甚至很多是奔驰、宝马、奥迪，我晚上经常坐这样的车，但是都很便宜。车的性能来讲，比绝大多数出租车安全性能都高。绝大多数出租车一上去就感觉老牛拉破车一样，很多已经接近报废的年限。

　　驾驶员安全来看，网约车对驾驶员事先审查非常严格，包括实名、身份、驾龄、安全记录，甚至犯罪记录。甚至包括一些外表，裸露在外的部分有没有纹身，有纹身怕给乘客带来害怕心理。保险方面，滴滴承担的保险远远高于出租车，理赔效率很高。往往公司预先支付，再找保险公司。

　　其实这些行业有一个自律，都是自己规定的，如果政府还不放心，可以出台更规范更严格的规定。除此之外，先让地方做实验。一刀切肯定就会出现水土不服，这是第一个建议。暂不推出相关具体行业管理规定。

　　第二，怎么管？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管理体制，政府只管平台，由平台来管人、管车，这是国际网约车的普遍准则。只要管住平台就可以。所有的安全问题、赔偿问题、价格问题、投诉问题、质量管理问题，在座有没有投诉出租车成功的案例？投诉完也没有给你答复。但是网约车我有过体会，几乎投诉百分之百都会给你答复。无论是道歉也好，甚至赔偿你。有那么一次，我约的车距离出发还剩5分钟，他还在东四，不告诉我，这是司机严重的失职，一次他赔偿我60块钱，我估计司机也没有好果子吃。

　　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人、管企业，利用大数据解决交通难题，而不是试图回到计划经济，指望交管部门测算城市的供求关系，那永远是供求失衡。以北京出租车为例，北京十年前6200辆，十年后人口增加40%，800万人，出租车增加5000辆，这怎么成比例。人口增加那么多，出租车只增加几千辆，根本不可能满足2200万常住人口。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充分利用大数据，利用“互联网+”这样一场革命解决交通出行难的问题。这是我们要向有关部门提出的。

　　我要重点介绍的就是这些。后面还有十三五期间扶贫攻坚克难，我就不再介绍了。

　　主持人：之前看到一些媒体记者给我们提问，比如财经记者谈到土地管理法的话题。

　　记者：想问一下蔡老师，土地管理法目前修订是怎样的状态？因为土改试点三年还没有结束，是不是要等到三年结束才开始进入正式修订程序？之前那一版是不是就搁置了？

　　　蔡继明：土地管理法此前酝酿修改了4、5年，最后一版绝大多数内容媒体、社会都了解。真正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由国务院法制办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就是一条，哪一条呢？就是征地补偿标准问题。过去说，征地补偿的根据是土地的原有农业用途。被征土地前三年的平均收入作为一年的标准，最高补偿不超过30年。但是这个标准显然是低的。

　　第一，就土地用途来说，原来是农业用途，但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变成工业、商业的那部分土地用途，就是非农业用途。农业用途给你带来的纯收入，一亩地不过400、500块钱。当然如果从事大棚养殖，种植一些经济价值比较高的经济作物，当然收入就会高。可是普通的大田作物来说，收入不过500块钱左右。按30年算才能得到多少？而一亩地一旦转变成非农业用途，它的所有出让金，招拍挂出让金价格高于土地补偿款的十倍，有的百倍。我们经常爆出一些地方，一平方米可以拍到3-5万，一亩地是660平方米。土地法的修改最后落脚在对土地征地补偿标准问题。据说，要打破30年的标准，不设上限。但是到底补多少？一些学者说要增加6倍，这个消息一传出，很多农民说暂时先不要争，等新的土地管理法出台后想拿6倍的补偿款，最后没有通过，人大常委会这一条也没有通过。

　　没有通过的原因我并不了解，我们自己分析，没有上限到底标准是多少。第二，我个人认为从法理上，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最重要的一条是“确定征地范围”，而不是单纯讨论征地的补偿标准。为什么这样说呢？刚才我谈大宪法规定国家利益，国家征地的原则是公共利益。包括对私有财产，其实任何法制国家都有这样的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是说不能够征收。可以征收，但是唯一的理由一定是公共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确定公共利益征地的范围。绝大多数涉及占用农民土地不需要征收，这样一来征地补偿相对来说变成次要的问题，涉及征地补偿只是一小块，然后再谈补偿标准是什么。

　　去年，我对土地改革试点提出建议的力度不够，只去实验征地补偿的标准，而不去讨论公共利益范围界定，是抓芝麻丢西瓜。此前我参加了多次讨论，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我始终认为，最后的修改草案还不到位。

　　最近两年土地管理法修改立法程序实际上已经中止，是否还要启动，至少要等到2017年土改试点结束。根据试点情况，有了成功的经验，再启动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大概是这样的过程，谢谢你。

　　主持人：来自光明日报的记者提到供给侧改革方面的话题，请蔡教授解答。

　　蔡继明：2015年GDP增长速度是6.9%，今年我们预期，政府提出的目标是6.5%-7%。为什么定这样一个增长目标？客观上，其实是倒逼出来的。中共十六大或者是历次党的代表大会 ，已经向国人和国际社会做出承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有一个标志是脱贫。刚才说到7000万贫困人口一个不能落，全部都要脱贫。另外一个是GDP增长，和2010年相比翻 一番，还有人均国民收入要翻一番。如果2015年GDP增长下滑到6.9%，你可以注意一下总量，到2020年，还有5年的时间，要完成和2010年翻一番，倒推出来的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 至少达到6.54%。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通常我们希望开门红，所以今年定的稍微高一点，就是6.5%-7%。这样才能为后来的四年不至于造成太大的压力。

　　关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乐观一点以林毅夫先生为代表，说我们还有8%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潜在意味着政治体制、社会、国际环境等方面条件都正常。实际增 长率是多少，怎么也要打一个点的折扣，到7%左右。现在我们6.5%，这5年还算相对保守一点。另一点观点认为没那么乐观。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他也是政协委员，他的课题组做了研究，未来不仅是5年，可能到2050年，更长的时期增长率是递减，不只6.5%。包括今年在内的今后5年，潜在的增长率只有6.5%左右。实际增长率呢？应该低于潜在增长率。

　　现在尽力避免的是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处在低收入向中上收入过程转变。在这个收入段内，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我们有能力、有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家注意到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做的报告，我们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免这样的结果，一定要推进相当领域的改革，其中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对农业的政策，企业劳工关系等等，他提出了五项左右的改革。要确保这几项改革如期推行，达到目标。那就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的发展动力是什么？其实，我们过去讲三驾马车，长期经济发展不是靠传统的三驾马车带动。仔细想想，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前提是老百姓腰包里得有钱。正如我刚刚提到农民工没钱买房，你说吸引农民工进城落户，去房地产库存，这不是本末倒置？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背后还是要有就业和产业的发展，要有经济本身的增长，老百姓消费才能够增加，收入增加消费才能增加，经济发展消费才能增加。

　　出口什么？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能出得去吗？这仍然是供给的问题。必须要有比较优势。比较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的产业才能拿到订单。至于投资需求，如果是无效的投资，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谁去投资呢？三驾马车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短期内调整供求矛盾和供求关系的一种手段。需求管理是短期管理，短期内供给是无法大幅度调整的。

　　劳动力短缺，于是全面放开二胎。今年放开二胎，明年劳动力就增加了吗？不可能，要20年的时间。创新没那么容易。短期内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相应的各种税收等，可以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短期内能够达到这一年供求之间的均衡。现在提，在进一步扩大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说需求不重要了。但是我们现在主要矛盾不是总需求不足。双十一光棍节一天销售量是多少？十一到日本买马桶盖的人是多少？外面购物人是多少？是总需求不足吗？是老百姓消费水平品味提高，国内一些商品不能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需求。需求结构化变了，出口减少了。出口减少了，但是总的需求能力，国内需求能力并没有减少，就要调整你的供给结构。

　　长期来看，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很简单，是生产要素的供给。长期来看绝对经济增长无非是这样几个要素，劳动、劳动人口、土地、资本、技术，包括创新，企业家的才能。当然我们过去更多偏重数量的增加。现在并不是说数量不重要了。最近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劳动人口数量在减少。根据中央党校周天佑教授的研究，2008年开始我国劳动力数量已经出现下滑趋势。周教授研究，导致这些年经济下滑的人口因素贡献是50%。我们在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人口问题。

　　我为什么特别注重城镇化？城镇化可以在现有人口基础上，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本来可以在城市就业几十年，结果干到一半就回去，这样就减少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说到长期经济增长，无非是这几个因素。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完善我们的要素市场。我注意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到，要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特别强调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现在加上了土地。从十八大开始，2002年提出按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等”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土地，土地是劳动之母，财富是劳动之父，光有母亲没有父亲，能生儿育女创造财富吗？十八大以后没有提土地，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土地列进来。强调要建立通过要素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根据贡献进行分配，要按各种生产要素，对社会财富和对价值的贡献进行分配。但是你要想做到这一点，十六大报告写进去，你必须要有一个要素市场。没有要素市场，谁的要素贡献大，谁说了算。如果仅仅企业说了算，工人劳动贡献就可能被低估，当然还有拖欠工资的问题。

　　反过来，劳动者组织组成工会。楼继伟部长也担心，工会过于强大，资本方受到损害。在80年代美国学者写的《分享经济》一书中，企业里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创造的剩余财富一定要分享，不能把工资给完工人以后，所有的利润，无论多少都归资本家。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分享。所以只有要素市场完善起来，才有可能根据要素市场评价贡献进行分配。有了合理的 分配制度和分配原则，才能提高要素所有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各种财富的源泉才能充分引流。

　　长期经济增长就是要建立和完善我们的要素市场。资本市场这几年大起大落，以至于资本、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土地市场目前更不完善。未来改革空间相当大。为什么不单纯讲结构性调整？过去讲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产发展方式。这次特别强调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要调动长期决定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必须通过改革来释放它。所以，这里我也特别强调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相应城市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就能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农民工迁徙，就不怕市场起不来。教育也是一样 ：6000万留守儿童进城，学校里就不会出现空洞的现象，因为城市孩子也没有那么多。

　　这几方面供给侧的改革，我认为是决定未来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谢谢你。　　

　　主持人：中国网记者的问题，关于北上广二手房现象。

　　记者：我是来自中国网的，目前北京、上海等地出现二手房市场高销状态，尤其上海市民出现排队抢房，北京也出现二手房套贩子，这是投机炒作吗？和中央政策相符吗？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谢谢。

　　蔡继明：东北大学生首套零首付，现在已经取消。这些多年才出现的结果，有时病急乱投医，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包括零首付也好，大学生没有很稳定的收入，将来怎么分期付款，会不会造成银行的坏帐？

　　刚才说到北上广一线城市确实有特殊性，很多专家提供的数据是二、三、四线城市的，库存是10年、20年，有的都消化不完。北上广比较特殊，没有普遍性。有人说这也许是最后的疯狂，不具有代表性。

　　主持人：还有来自《民主与法制》的记者，关于土地征收制度的提问。

　　记者：您好蔡教授，刚才您讲到吸引农民入市，我觉得讲得特别实。我想请您谈一下，结合供给侧改革，如何通过改革更好地让农民城镇化，或是吸引农民到城市里买房？这块能不能多谈一点？请再给我们谈一下，谢谢。

　　蔡继明：刚才反复谈到去库存和农民工进城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不能因房地产去库存才想到农民工当接盘客，这违反“以人为本”城市化的主旨。大量农民工进城不能落户，很重要的障碍是房价过高，不首先考虑把房价降下来，不首先考虑提供更多保障房面对农民工。这如同多年来对带薪休假落实不够，现在发现问题了，就想赶紧让职工休假。

　　至于怎么才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我提案里还有一条。首先，怎么测算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的真实水平？所谓真实水平，显然不是常住人口比例，常住人口56.1%，有人说这是伪城市化。 真实情况是什么？难道是37.5%？这又太少了。有的农村人口进城不要户口，但是不一定没有市民化。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是百分之百市民化，户口可以看做唯一的标志。只要有了户口，所有的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等，都会享受真正的城市居民的待遇福利。但是有些农民工不要城市户口，保留农村的土地和住房，还保留超计划生育的自由，人家不愿意进来。可是这部分人市民化了，没有户口也市民化了。反过来，有了城市户口的，和原有市民也有差别。

　　城镇化既包括城市又包括镇，658个城市，还有2万个镇。2万个镇平均人口是1万，总共将近2亿镇民。可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市民化，没说镇民化。镇民要变成市民又要打折。非户籍常住人口要打几折才能相当于有户口的市民呢？初步测算大概要打7折。如果按照媒体，或者是一些学者定性的半城市化，半城市化要打5折，2.6亿农民工只能算1.3亿，只有一半城市化。我们比较乐观一点 ，我们打7.5折这里都可以考虑。

　　我曾向统计局提过这样的建议，我们要有反映我国城市化真实水平的数据。现有两个，一个过高一个过低，都不行。

　　接下来，要逐一分析，到底影响农民工市民化主要制度障碍是什么？

　　以日本、台湾和韩国为例子，农民工进城没有这样的障碍，30年高速发展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城市化水平80%，不存在户籍问题以及城市二元结构问题 。我们人为地造成了教育、医疗、就业、保障等障碍，使农民工没有进来。想一下子取消户籍制度不可能，要一个个攻克。住房价格降下来，大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小产权房入市，取消小房地产开发许可，让农村可以建房，城市居民到农村买房。吸引农民工进城买房，为什么城市居民就不可以到农村买房？这不符合城乡一体化，也不符合迁徙自由。

　　什么是保护农民利益？有人说土地不能流转，否则农民就去失去保障。宅基地更不能流转，否则就会流离失所。土地是一种生产资料，城市工人没有土地，不也有社会保障吗？宅基地流转到底是损害农民的利益，还是为了增加农民利益，这似乎不言而喻。宅基地只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内部流转不起来，没有人本来有房子还买你的宅基地，很多农村宅基地是无偿分配；有的村是空心村，剩下老弱病残，卖给谁？恰恰城市居民需要这个房子，到底哪一个损害农民利益，哪一个是农民财产收入的渠道，这是很容易看出的事实。

　　如果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大概18万平方公里，拿出1/3土地入市。有一些偏远地方怎么入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到重庆考察地票交易，就是要解决重庆偏远农村宅基地。宅基地不值钱，但是建设用地指标值钱，可以复垦为农地，复垦一亩就有一亩票，就可以拿到城市周边卖，这样城市农地就变成建设用地，当然要政府征收。我个人主张没有必要政府征收，就让偏远地区农民和城市农民交易，建设用地指标，用农地换建设用地。这样一换，城市周边农业用地，拿到地票，直接入市，这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是公共利益，为什么拒绝征收？采取这样的方式，大量集 体用地可以在城市周边，转变成城市建设用地。还怕地价不降下来，地价降下来，城市房就降下来，这样门槛就降下来了。

　　刚才讲供给侧改革和劳动市场的改革，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障碍要打破。当然，很多垄断行业自然变成竞争性行业，农民工进去门槛就降低。劳务工和派遣工的劳动门槛拆除，小城市来人到大城市，定居落户门槛排除，这样就业问题容易解决。大量延长企业寿命，中小企业就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昨天有人说要不要一个互联网企业促进法，我们有民办教育促进法，还有民营企 业促进法，到底起了多少积极作用？这是有争议的问题，有一些领域政府不管，由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会更好。

　　当我们把事业补贴、养老、保险等几个方面都做了，户口还有什么用？高等教育和高考制度也在改变。户籍制度就纯粹变成登记。含金量自然就慢慢消失了。所以我说农民工进城落户是牵一发动全身，涉及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涉及制度建设。城市化问题不是城市化建设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制度的改变，是一个体制的改善。不要一说城市化就是城市建设。应该着眼于阻碍 人口城市化进程方面的因素，通过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谢谢。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请蔡教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记者：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非常好，实施过程中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现阶段我想了解一下您对解决留守儿童的安全和教育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蔡继明：去年媒体报道了毕节市四个兄弟姐妹一家人，父母都不在，集体服毒自杀。我们民进中央有一位副主席特别带领一个考察组到毕节做了调研。我有一个博士后在民政部，他说要选留守儿童法律保障相关的题目。有的地方又提出留守儿童为什么会自杀呢？要增加心理咨询。我说我们城市的人还没有心理咨询呢。乡村很多老师都要往城里跑，那些地方可 能有心理专家和理医生吗？留守儿童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是城市化的问题。父母都不在了，谁来保护他？谁也保护不了，要问责地方政府，我觉得也很不公平。

　　一个乡、一个村、甚至一个市，那么多留守儿童，我们的地方党政干部也是日理万机。一家一户他能保证得了吗？一旦自杀，就要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他们的父母责任哪去了？直接应该负责的是父母。可是父母为什么不在身边呢？夫妻两地分居，父母离开儿童去打工。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是要解决我们半城市化的问题，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留守儿童的问题从根本上就缓解了。在短期内怎么对留守儿童进行相应的保护？有各种各样的措施。地方政府怎么增加对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关心？留守老人是养老问题，留守妇女问题也很严重，这边有留守妇女肯定城里面就有光棍，夫妻两个长期分居，夫妻的感情、两性生活怎么保障？农村的伦理、村俗、风俗，会不会恶化？这很有可能的。

　　讲到这里，儿童是我们祖国的未来和花朵，农村不能变成留守儿童的地狱，这是我们格外要关心的。地方政府、共青团、学校和司法部门、公安部门等党政机关都要负起一定的责任，这些当然有大量的工作都需要做，我不一一列举。大家都可以想到、能做到，但是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做得好一点，也许这种现象就可以少一点。但是恐怕很难从根本上避免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识的，谢谢。

　　主持人：非常谢谢蔡代表这次就两会热点问题给我们做了详尽的介绍和讲解，希望您关注的议题在两会上能够有更加明确的方向。也感谢媒体代表们，更多资讯请关注中国经济网。

　　蔡继明：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