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目前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特别助理一职的朱民，将成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副总裁。
朱民此次被提名副总裁也在意料之中。早在IMF总裁选拔期间，就有呼声要求由新兴市场国家人士出任该机构总裁一职，中国的朱民就是被提及的人选之一。
虽然由于缺乏足够的国际支持，总裁一职当时并不现实；但中国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确实需要在该组织内得到相应的体现。新任总裁拉嘉德在中国争取支持时，就表示会考虑提名中国人出任副总裁，只是当时并未给予明确承诺。
在宣布提名时，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对朱民提出了如此期许：“作为副总裁，他将在管理层发挥重要作用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而且将有助于基金加强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理解。”
实际上，对于增进双方相互理解，朱民一直在做。自2010年6月，他走马上任IMF专门新设的职位总裁特别助理后，IMF已经加大了与亚洲的联系。
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以“重回亚洲”为策略，势要消除IMF与亚洲国家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误解和敌视。除了半年一度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亚洲部分移至香港及内地召开之外，从金融监管论坛到南京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斯特劳斯-卡恩频频现身中国。
其间，2010年，IMF与中国政府重新启动了一年一度的“第四条款磋商”。2007年，中国汇改步伐放慢，事实上重新“钉住美元”后，双方分歧凸显，停止了“第四条款磋商”。
而在今年，IMF也第一次对中国进行金融稳定评估；作为加强监督与约束大国的手段，以考察“系统性重要”的美、中、欧、日、英五大经济体宏观政策可能的“溢出效应”，IMF也与中国完成了《溢出效应报告》。
正因此，在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拉嘉德对中国记者表示，自己的前任考虑增设第四副总裁，而自己认为“该主意不错”。此意已经提前暗示，会提名朱民出任副总裁一职。
其实，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在IMF的地位上升，得来并不容易。
2008年金融危机深化后，当时已基本上被边缘化的IMF，可使用的资源捉襟见肘。IMF最初加紧接触中国的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像日本一样，与IMF达成双边的“信用卡式”的新借款安排即IMF成员国有需要时，中国提供资金。
但在中国对多边协议的坚持下，注资IMF换来了对新兴市场国家份额与投票权的显著提升。
再加上，在2008年首次G20峰会之前，中国即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即使不考虑其后的实际效果，也对当时极为低落的全球信心起到了提振作用，更被许多评论家称为对华盛顿G20峰会的“一份大礼”。
至此，IMF自身治理结构的改革已在有条不紊、缓慢地进行，困难的是IMF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需要怎样的IMF？至今没有定论。
眼下最紧迫的，自然是IMF与欧盟一道，完成对欧元区的救助。然而在不少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决策者眼中，IMF又一次显现了对西方世界的偏袒：
欧盟与IMF总计对希腊提供的1100亿欧元救助，原本计划是分批拨付，每一次拨款的前提是希腊分步骤满足削减财政支出的阶段计划。但在至今的五次拨款中，希腊没有任何一次实现了承诺，IMF与欧盟却依然一次次兑现支票，还再考虑新一轮的救助计划。
日前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国际经济学会全球大会上，来自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及韩国的学者纷纷表达不满：“如果这换成亚洲国家，IMF肯定不会如此慷慨！”
欧洲当前的稳定基金与2013年开始的金融稳定机制，已被普遍视为欧洲版的货币基金(EMF)。对不少学者来说，亚洲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教训是“求人不如求己”，他们提出的建议是加快推进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建立。
2010年，基于清迈协议，亚洲“东盟+3”(中日韩)已经推出了1200亿美元的区域基金，但其中80%的使用要以IMF批准为条件，并满足IMF的贷款条件。(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责任编辑：刘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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