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最早是亚行经济学家庄巨忠提出的，也叫共享式增长。中国目前提出包容性增长恰是时候。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城市和乡村一起增长，解决好这个问题也是个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中国不仅要解决吃饱饭问题，还需要好的医疗卫生教育、喝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等。
两年前，时任云浮市委书记郑利平出任亚洲开发银行中西亚局首席城市发展专家，成为首位任职亚行的地方官员，在社会引起很大关注。面对有些人的不解，当时郑利平坦言，“升官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多一些经历很重要。我可以将自已在政府工作的经验进行归纳提升，用中国人的智慧促进亚太地区发展。”
赴任亚行两年，郑利平一直关注中国、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多次回到国内调查研究。在世界经济逐步复苏、亚洲经济加速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有些什么机遇，又面临什么挑战？带着这些问题，郑利平博士接受了南方日报的越洋电话采访，纵谈未来五年世界、亚洲、中国、广东的机遇和挑战。
亚洲新兴市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地位日益凸显
南方日报：您对金融危机的进展如何判断，金融危机的影响消除了没有？全球经济复苏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是什么？
郑利平：短期来看，金融危机已经告一段落，但余波未平，基本消化完毕还需要两年时间。从目前来看，全球经济复苏的有利因素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比较低，内需很强，尤其是占世界人口约1/3的“金砖四国”；不利因素是，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当前的环境问题、气候变暖等挑战。此外，农作物歉收，成为农产品价格以及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负面的影响。
南方日报：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有人预测这是欧元体系坍塌的征兆，未来随着亚洲的兴起将在全球经济体中日渐式微，您对这种演变如何看？
郑利平：目前欧元基础是比较坚实的，这对于消除主权债务危机起到积极和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欧元体系对各个成员国有一系列严格的约束，特别是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虽灵活性不足，但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
就亚洲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言，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市场。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如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菲律宾等，表现都不错。由于欧美复苏缓慢，亚洲地区对世界经济推动作用凸显，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战后真正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因素是需求。以中国为例，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3000多美元，刚刚走入中等收入阶段，对包括汽车、房屋、家电等在内的消费需求是强劲的，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
南方日报：请估计一下未来5年内世界经济的走势？
郑利平：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增长不会太快，但会平衡增长，稳步复苏。虽然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最快，但由于总量小，估计由发展中国家增长推动的世界经济增长不会太快。欧美发达国家庞大的经济体量决定其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深远。
未来几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期
南方日报：有观点说，全球的经济成长，绝大部分会来自亚洲新兴国家，而且影响力将愈渐升高。您如何看亚洲新兴国家市场的崛起，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郑利平：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亚洲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好的互补性。有互补就有需求，有需求就会有生产和增长。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亚洲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大多比较稳定，构成经济稳步发展的条件。
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影响力越来越大，未来发展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人均GDP未来几年增长到6000—8000美元会比较顺利，但再要向上突破发展，还需要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环境问题，实际中国目前的水污染、空气污染比较严重。过去两年，中国的环境没有明显改善，确实很遗憾。
第二是教育问题，虽然过去十来年有很大进步，但即使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比如菲律宾，人均GDP和中国差不多，但包括高中教育在内都是免费的，上大学的人口比例也比中国高。未来中国人均GDP要达到15000美元以上，教育和劳动力的素质至关重要。
未来中国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的制约，中国人均资源很匮乏，迫切需要进行产业的调整和升级换代；另一个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再过二十年，中国将是世界上人口老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劳动力成本低的有利因素也将不复存在。
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在亚洲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在短期内，中国经济肯定还会表现强劲。但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课题，即能否解决好上面几个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国家，像菲律宾，上世纪六十年代人均GDP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但由于没有解决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难题，至今仍然处在中等收入行列，而后发的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亚洲四小龙”则抓住机遇，实现起飞和转型，进入高等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
南方日报：“包容性增长”是亚行最先提出的概念，倡导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十二五”的规划中，也体现这种发展方向。对此，您如何看待？
郑利平：包容性增长最早是亚行经济学家庄巨忠在2007年提出的，也叫共享式增长。1999年至2008年我在云浮时，就共享式发展探索性地提出一些尝试，比如当时所提的农村合作医疗、生态文明村建设，农村居民住房保险等，理念就是发展的成果必须惠及社会各阶层。
中国目前提出包容性增长，恰是时候。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城市和乡村一起增长，解决好这个问题也是个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个标准还很低。中国目前贫困线标准是1500元/年，相当于0.63美元/天，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标准是1.2美元/天。印度的贫困线标准也有1.2美元/天，一些前苏联国家的贫困线标准更在中国的3倍以上。中国不仅要解决吃饱饭问题，还需要好的医疗卫生教育、喝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以及安全的生活环境等。
人民币国际化趋势会进一步扩大
南方日报：中国是一个债权国，拥有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但目前人民币还远没有达到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您认为，人民币未来该如何迈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郑利平：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之一，要想加快经济增长步伐，就应该有相应的政策放宽进口，同时扩大内需。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有2.85万亿美元，压力很大。中国经济总量大，增长快，资源不足，一定要有进口所需要的外汇储备。但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目前2.85万亿美元，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安全所需。
中国货币在亚洲作为国际双边贸易结算货币，是个好事，境外人民币结算，近期已经达到1万亿元，虽然与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相比，境外流通量还很小，然而其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十分明显。当然，随着人民币境外流通量的增大，中国将会有更多的外汇储备。如何更聪明地管理、处置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智慧发展是广东转型升级突破的核心所在
南方日报：您怎么看广东的产业转型升级所遇到的瓶颈，有什么建议？
郑利平：广东提出产业转型升级是对的，但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比如人均GDP达10000美元以后怎么发展。广东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高等教育必须有所突破，带动科学与研发，推动产业的升级换代。一句话，广东未来发展突破要靠人才，要靠智慧发展。其中关键就是要发展高等教育，提升高等教育水平，提高教育、科研与产业的结合水平，要走跨越式的路，不能靠传统方式慢慢提高。所以，广东应该通过合作办学等形式，引进世界上最高端的教育模式、人才、实验室等，像美国那样，用奖学金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来读书、来做科研，花小钱占大便宜！
事实上美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集全世界的优质智力、资源为其所用，包括高等教育和产品的研发能力。全世界都在为美国打工，美国抓住的正是核心的智力资源。
南方日报：未来五年，您认为珠三角城市群在广东、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地位、作用如何，制约的瓶颈是什么，如何突破？
郑利平：我对于珠三角未来的经济增长是看好的，经济与城市的发展会加快，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分量也会越来越重。但是短期内，珠三角成不了世界的研发中心，服务业也不可能发展太快。因为环境的问题没有看到改善的迹象，教育和人才的问题，仍然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珠三角要进一步发展，环境、教育、对外开放问题，民企的发展以及国企改革，以及提升和港澳及东盟合作的档次，都要特别提上议事日程。
国际化的视野和理念，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也是珠三角下一轮突破的一个关键点。由于中国开放的时间不够长，国际化水平还在比较低的层次。以腾讯QQ为例，QQ首创同步聊天，国内使用率非常高，但在国外没有人用，尽管后来也有了英文界面，但在中国以外还是影响力不大。国外聊天用SKYPE，虽然起步比QQ晚，但很快成为了国际通行的聊天工具。问题在哪？因为我们的文化很特别，相对封闭，缺乏对外沟通交流，会流利使用外语的人很少。现在我们的教育在教材、教育的方式等还是落后，现在对人才进出境限制比较多，如何有效治理这些问题，打开对外交流渠道，使之更加畅通，至关重要。
现在国内网上有人议论国进民退，是不是这样的，我不敢说，但是对于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应该有更多实打实的措施，包括行业开放、市场准入、信贷机会均等等，让民企享有更多便利。国企方面，应该自主经营，专业人士管理。国企和党政干部要严格分开，能当好党政干部，不一定能做好国企的领导。
南方日报记者 陈韩晖
见习记者 高国辉 谢梦
◎人物名片
郑利平，广东揭阳人。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森管理学院当访问学者，并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公共政策及管理硕士研究生MPA学位，肯尼迪政府学院梅森成员(Mason Fellow)。
郑利平当过国企总经理和董事；1992年转政府部门工作，历任深圳南山区常务副区长、深圳外商投资局局长、云浮市委书记等职；2008年8月初开始担任亚洲开发银行中西亚局首席城市发展专家。
（责任编辑：林秀敏）
商务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