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称，中国式的“荷兰病”源自大规模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经济所带来的持续而大量的出口盈余，并伴随着依旧被低估的货币汇率以及大量涌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和一些投机性的证券投资资本
【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6月19日文章】题：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作者：耶鲁大学国际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古斯塔夫·拉尼斯)
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真是好极了。然而，吸引全球投资者的两位数增长率只是一种经济疾病的众多症状之一，而这种疾病会扰乱政治决策。
中国拥有势不可挡的活力。在期待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和世博会之际，数亿中国人民都在努力追求个人的成功。
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增长的收入和就业率已经帮助3亿中国人脱贫，但内地农村还有两亿人依然生活在贫困中。中国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占人口一半还多的农民来说，生活依旧艰辛。他们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养老金，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却被政府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征税。
在这个经济增长率超过10%并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家，这些异常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一种独特的“荷兰病”。这种经济疾病的名称来自20世纪60年代荷兰天然气产量的激增。它一般被定义为：原材料的大量出口，也可能伴随着相关外国资本的涌入，从而导致汇率的提高。
它所带来的货币升值意味着劳动力密集型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减弱，不得不转向国内的非贸易产品，同时也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因此，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一直反对大幅上调人民币汇率，而是继续积累与日俱增的贸易盈余所带来的外汇储备。这样一来，中国设法推迟了普通“荷兰病”所造成的大多数消极影响。
然而，用“荷兰病”的另一种变体来形容中国的问题可能更贴切。它被定义为：来自各种源头的外汇大量涌入，对整个国家的决策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式的“荷兰病”源自大规模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经济所带来的持续而大量的出口盈余，并伴随着依旧被低估的货币汇率以及大量涌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和一些投机性的证券投资资本。随着沿海省份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消耗殆尽，这种“宣泄剩余”的活动开始转往内地，继续推动着整个投资热潮。
由于中国家庭担心未来需要医疗和养老资金，中国的储蓄率接近50%，而消费活动则发展滞后，因此我们看到北京无法控制地方政府无节制的持续投资。
中国家庭有两种选择：要么把钱存入政府银行，由它们继续贷款给地方机构而无视中央政府的货币和财政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要么就在极易波动的资产市场中购买股票和房地产。
换句话说，这种形式的“荷兰病”不是因为发现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引起的，而是源自大规模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经济和大量资本输入，它所影响的不是货币汇率，而是决策过程。如果手上的财力足够收买所有的利益攸关者，那么无论是推进改革的动力，还是谨慎贷款和理性决策的压力，就都会减小。外国投资者仍然渴望在一个能够继续保证高额回报的市场中占据有竞争力的地位，而处于市场核心的国内金融机构还不够成熟，不足以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地方机构。只要繁荣还在继续，就没有人觉得自己有义务中止这种局面。
如果大多数重要部门都找不到克服这种惰性的理由，那么改革就难以推动。与之相反，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却为兜售影响力和无效投资等活动提供了动力。
出路似乎显而易见：实施金融改革，增强银行系统的竞争力，建立债券市场，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赋予农民明确的土地所有权，修改所有不利于中国农村地区的贸易规定，同时接受6%至75的经济增长率，因为它更适合于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新兴国家。(参考消息)
（责任编辑：龚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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