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专栏: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新一场冷战?

资料图片:江涛

    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来考量，中美关系都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因为它不仅已经超越简单的双边关系范畴，具有地区和全球层面的重大意义，而且将对未来的国际体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在中国加速崛起和被许多学者称为G2的年代(尤其是两国基本完成了新一轮“领导人”更替之后)，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呢？是继续向着成熟的新型大国关系迈进还是转向两级结构甚至爆发新的冷战呢？

     2012年11月，韩国著名的智库东亚研究所(East Asia Institute)的学者朱亨民(Hyung Min Joo)发表了题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未来走向》(US-China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 What Lies Ahead?)的文章，从权力结构转型和变迁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解读，并提出了针对中美关系变迁时韩国的应对之道。

    在这份长达36页的文章中，作者首先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其基本观点是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structure)最终决定美中关系的性格，在此前提下具体相互认识受到意识形态、价值、热点问题等非结构性因素(nonstructural factors)的影响。就中美关系而言，国际政治的结构决定中美关系发展的维度，而在此范围内，北京和华盛顿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具体关系则进一步由国际政治的非结构性因素决定。此外，在该理论框架中，具体关系扮演者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双重角色，这意味着该理论框架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例如，当中美两国在某一特定的时期由于结构因素而形成正面关系时，双方对对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等方面的理解也是正面的，从而使得两国良好关系得到加强。相反地，如果在另一特定时期，中美关系是负面的，双方对上述因素的解读也是负面的，从而使得两国的负面关系更加恶化。(见图表一)

    在确定了基本框架之后，作者接下来对相关的概念和分析问题的“骨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作者指出，在国际政治中，一般存在着三种结构：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单级格局(如冷战后的美国)、有两个大国的两极格局(如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和存在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大国的多级格局。随着大国的兴衰，国际政治的结构也会由于权力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而就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而言，尽管十分复杂，但是最重要的关系是安全和经济关系。通常，处于高位政治的安全问题比处于低位政治的经济利益更重要。基于这样的原则，可以将中美安全关系分为敌对、中立与合作(hostile, neutral, cooperative)三类，将中美经济关系分为非相互依存、合作型的相互依存和非合作型的相互依存(non-interdependence, cooperative interdependence, noncooperative interdependence)三类。

    在详细阐述了具体的“骨架”之后，作者又详细讨论了在美国单级、均衡的两级(中美)、不均衡的两级(美国实力强于中国)、两级(美国与第三国)、多级(美国与中国处于顶层)、多级(美国与第三国居于顶层)等五种结构下中美两国的安全关系。作者还将中美安全关系和中美经济关系相结合，勾勒了九种不同类型的在特定时期的具体中美关系。(见图表二)

    接着，作者用构建的理论对1948年以来中美关系的现实进行了解释和验证。他认为，1948年到1972年是中美关系式安全竞争模式(类型9)，1972年到1978年是安全合作模式(类型3)，1978年到1991年是双重合作模式(类型1)，而1991年到现在是经济导向的战略伙伴模式(类型4)。而随着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目前的美国主导的单级结构将发生变化，到2025年可能会出现不均衡的两级结构，而到2050年可能会出现中美均衡的两级格局。在不均衡的两级结构下，中美关系可能是中立的，也可能是敌对的，而在均衡的两级格局下，中美关系敌对的可能性比较大。据此可以判断，目前所能观察到的‘以经济为中心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场景之一，但美中两国之间的这种认识还会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是两国关于人权、民主主义、主权等价值的根本性认识错位；其二是贸易不平衡、汇率问题、台湾问题、资源竞争等多种热点问题。换句话讲，不平衡两级体系的国际政治结构，造就了美中关系的中立或者是对立的大背景，而价值、热点问题等非结构性因素对双方相互认识的形成，将会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作者提出了在中美关系恶化情况下韩国的选择，这就是继续追随美国，但付出的代价将是高昂的。对于韩国来说，最理想的前景是中美继续保持目前的关系，这样韩国可以继续从不断加深的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获取好处，同时保持与美国的联盟来寻求安全保障。

    朱亨民的文章运用自己构建的理论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层的思考和全新的解读，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过，作者显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极化思想和对抗思维，其分析也不完全符合当今世界和中美关系的现实，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判断也有待实践来检验。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江涛是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博士，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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