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图片:王波
中国经济网北京1月6日讯(记者苗苏)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临近年底,中国经济网组织了12位国际问题专家对未来五年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格局可能出现的变化进行了系列专访。以下是中国外交学院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波对外来五年中国外交的看法:
未来五年,国际力量格局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超级大国相对衰落、新兴发展中大国崛起;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促使国际一体化进一步加深、区域一体化继续发展;同时,核扩散危机有可能进一步蔓延引发地区冲突,能源安全形势随着人类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日益严峻,气候变化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新挑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面临着新的一轮洗牌。全球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大减少了传统国际关系中零和游戏主导的霸权冲突的可能性。大国之间在解决冲突与矛盾中的克制与自律就反映了这种国际趋势。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将进一步加深,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外交将可以进一步有所作为。中国在联合国、WTO、IMF等国际治理机构中的发言权逐步增多就体现了这一趋势。但是,在我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频繁交往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利益冲突与摩擦的增加。在心理层面,中国的发展强大不可避免地带来世界大国对中国崛起的防范意识的增强及中小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的提升及对中国强大后是否能继续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疑虑的加深。
中国长期以来的发展中大国角色定位面临挑战。中国面临重新诠释国家利益与战略重点的挑战。面对机遇与挑战,中国外交战略应不为小利遮望眼,一心只攀飞来峰。
首先,中国应该及时调整我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在未来5年中,中国外交完全可以更加有所作为,继续韬光养晦。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妄自菲薄,将中国僵化地定位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大国,要勇于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承担符合我国国力的国际责任,在国际制度框架内争取和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又要避免国力强大后可能出现的暴发户心态,避免不谨慎的言行引发“中国威胁”论调。在外交中,尤其是从事一线外交工作的人员应该充分发挥我国礼仪之邦的优秀文化传统,以礼待人,以理服人。
第二在国际制度建设中更加有所作为,为我国建设富裕、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服务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首先要在国际多边机制制度建设中更加有所作为,弥补建制能力不足。国际制度为国家交往提供了稳定、透明的行为规则,减少了国家之间交往的交易成本。公平的国际制度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国际制度建设的能力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未来中国崛起不可能依靠传统的挑战霸权国的方式来实现,而是要靠遵守国际制度、建构国际制度来实现。
中国应该继续加强在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树立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形象。在经济领域,主动发挥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优势,提高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权,使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掌握主动。在能源领域加强与能源生产国组织和能源消费国组织的合作,争取早日成为国际能源署的正式成员国,参与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能源危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机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将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有机结合在一起。
其次要在区域一体化制度建设中更加有所作为。区域一体化既是区域安全与稳定的基石,又是促进区域繁荣发展的驱动器。区域一体化是我国化解在亚太地区“中国威胁论”,逐步消除本区域在冷战时期形成的排他性的同盟网,最终实现区域安全共同体,破解安全困境的现实选择。欧洲和北美区域一体化成功的案例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亚洲国家的教科书中。目前虽然东亚一体化进程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区域安全与发展的需求相距甚远。我国应该在现有东盟+中日韩、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合作的基础上加快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首先应该在历史和解的基础上,加强中美日韩+东盟的安全对话机制建设,应该有主动的进取意识,对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国双边安全同盟要积极掺和,争取稀释旧同盟、重构新的亚太集体安全架构。朝核问题是中国在亚太新的安全机制中最大障碍。中国应该清醒认识朝核问题久拖不决对中国在地区威信的伤害。在经济区域一体化问题上,中国应积极推动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日韩经济一体化带动整个东亚的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而中日韩经济一体化应该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带动日本加入。(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最大障碍是政治因素:朝鲜问题)在此基础上,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的基础上扩大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范围,提高一体化水平。
第三继续苦练内功,以国内的改革和发展来进一步改善和提高我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首先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完善中国的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从而减少国际势力在人权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在未来五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矛盾不可避免的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甚至激化。随着互联网和现代通讯事业的快速普及,网络技术使得新闻传播越来越呈现远程化、互动性、放大性的效应,政府的服务与治理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新的挑战。因此我国应该通过实现内部的和谐发展,切实消除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的口实。同时,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和谐有序发展,在全球化日益密切的今天将成为我国提升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一张王牌。
其次,要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从根本缓解我国在国际贸易、国际资源与环境谈判中所面临的压力。在西方发达国家遭受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经济转型困难、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未来我国作为保持贸易顺差的经济大国、能源消费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必然要面对更大的国际压力。除了在国际谈判中要坚定地捍卫我国的发展权益外,我国还需要切实转变发展模式,在转变中谋发展。我国要加快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扩大国内市场份额。要切实改变目前我国经济严重依赖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和低附加值再加工产业的状况,提高我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通过技术升级,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成本,改善我国在国际能源和环境谈判中的被动局面。要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入手,增加国内市场需求,最终实现国际贸易中进出口的平衡。要认识到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要认识到外国的市场不是无限增长的,长期大量贸易顺差是不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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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王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英国东安格里亚大学客座研究人员;2008-2009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从事气候变化政策比较博士后研究;外交学院博士。
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气候变化与能源政策、技术转让政策、中国外交、美国政治与外交、中欧关系等;著有《美国石油政策研究》等专著;在重要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教育部社科资助项目《“行业减排方法”对我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与合作、履行自主减排承诺的可行性研究》。
(责任编辑:王惠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