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

　　——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

　　经济日报记者 冯其予

　　当前我国进出口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与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叠加效应下，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国经济开始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换挡，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新情况要求我国外贸发展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刚刚过去的2015年在我国外贸史上极不寻常。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3.95万亿美元，同比下降8%。其中，出口额2.27万亿美元，同比下降2.8%，进口额1.68万亿美元，同比下降14%。同期，中国外贸顺差5945亿美元。进出口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形势复杂严峻。但同时，尽管我国进出口增速“双降”，占全球市场份额却是稳中有升。

　　如何看待我国外贸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外贸增速下降的背后出现了哪些积极变化？2016年我国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还有哪些看点？日前，《经济日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

　　高速增长时代已经过去

　　记者：我国201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出现大幅下降，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又相对不错。如何评价2015年我国的外贸情况？与以往相比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顾学明：总体看，2015年我国外贸成绩单亮丽之处不少。从纵向比较看，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同比下降8%，而全球贸易总额2015年前三个季度是下降13%，我国情况好于全球。从国际市场份额来看，2015年尽管我国出口下降2.8%，但所占国际市场份额仍然提高约1个百分点。从贸易比较利益看，贸易条件不断改善。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中国在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中的份额，已经从2000年的9.4%上升到2014年的43.7%，而进口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等大宗产品价格大幅下降，2015年前三季度进口总体价格跌幅达到11.6%。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在全球经济情况复杂多变与我国经济新常态产生的叠加效应下，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

　　从全球经济再平衡看，2009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危机此起彼伏，至今在一些资源依赖比较重的新兴市场国家，危机还在酝酿之中，国际市场需求不断减少，全球贸易量增速已经连续3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预计我国2015年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可达13.4%左右，总体规模已经较大，继续实现高速增长已经不太可能。

　　从我国经济新常态看，2015年我国GDP增速为6.9%，经济开始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换挡，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相应地要求我国外贸发展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这种转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记者：2016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怎样的形势？

　　顾学明：我认为尽管仍存在种种制约因素，但我国外贸发展环境整体正趋于好转。作出这一判断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作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力，美国经济基本实现可持续性复苏，中国经济基本实现增速换挡并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二是全球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不断涌现，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不断深入推进。

　　三是新兴技术所带来的贸易潜力将得到释放。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运用，跨境电子商务将使信息流、资金流、商流、物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更为顺畅，全球贸易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四是随着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更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分工加入全球价值链，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和贸易增速将高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的份额将进一步提升，对全球贸易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记者：新形势下，我国贸易政策制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顾学明：从未来贸易政策导向看，首先，要注意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外贸企业活力。如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负担，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大电子海关建设，“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提高办事效率，为企业发展提供便利。

　　其次，要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从输出商品向输出“商品+品牌、专利、技术、服务”等转变，从主要输出一般商品向“高端消费品+资本品”转变，从主要布局东南沿海地区向全国均衡布局转变，从开拓发达国家市场到更多开拓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市场转变。

　　再次，要转化发展动力。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鼓励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生产流程创新，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和产业互联网，积极构建境外营销网络。

　　最后，要顺应贸易投资融合趋势，我国的生产成本水平开始高于周边发展中国家，部分行业甚至高于美国，依靠低成本优势实现贸易扩张的时代已经过去，针对贸易、投资融合日益深化的趋势，要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把一些加工制造等环节向境外国家转移，加大贸易投资融合力度。

　　对外合作仍需有序进行

　　记者：我国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倡议，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也取得不少积极影响，这方面的情况应该如何评价？

　　顾学明：首先要对“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倡议对我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贸易往来产生的积极影响予以充分肯定。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迅速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筹备和成立，更是催生了许多国家和我国进行投资合作的期望，在具体投资实践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0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3987个，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

　　我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是我国根据自身工业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市场化手段配置资源的重要体现，使中国的资金、技术、设备等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劳动力等紧密结合，能够与发展中国家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也是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的重要途径。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5年12月底，我国企业正在推进的合作区共计75个，其中一半以上是与产能合作密切相关的加工制造类园区，建区企业累计投资70.5亿美元，入区企业1209家，合作区累计总产值420.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4.2亿美元，带动了纺织、服装、轻工、家电等优势传统行业部分产能向境外转移。

　　记者：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有关政策的提出和推进，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大规模产业转移和产能输出的新阶段，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顾学明：我觉得这一提法还值得商榷。一方面，这一提法与我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地位不相符合。2014年之前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大于对外投资，2014年接近平衡。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我国利用外资规模预计1260亿美元（不含金融类），居发展中国家第一名，对外投资1180亿美元（不含金融类），年度利用外资仍高于对外投资规模，而且利用外资的行业主要是高科技和服务业，这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这一提法与政府政策导向也不相符合。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国土腾挪空间大，既有东部发展较快的地区，也有中西部较为落后的地区，我国产业转移现象中“留、来、转”都较为广泛地存在。

　　应当讲，我们尊重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既支持留下来的企业转型升级，又欢迎外资企业来华投资，也为“走出去”的企业尽量提供便利，大力提倡有序转移，优先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向贸易与投资双驱动转变

　　记者：我国对外投资已持续多年快速增长，同时也伴随着国内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这种变化将对我国贸易带来什么影响？

　　顾学明：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十一五”的2.3倍。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2015年中国企业共实施的海外并购项目593个，累计交易金额401亿美元（包括境外融资），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高速增长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根据美国、德国、日本等经贸强国的发展经验，结合我国当前在资金、设备、管理以及标准方面的比较优势，顺应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的发展需求，加快我国从贸易驱动为主向贸易与投资双驱动的经贸新格局转变是一种历史必然。

　　双驱动格局下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对外投资能够改善贸易商品结构，带动投资设备、工程机械、配套产品、相关资本品出口，进一步提升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优化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二是有助于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通过“走出去”形成一批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布局市场网络、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大企业，促进国内企业建立与全球生产布局相适应的贸易生产体系，构建我国企业有控制权的海外营销网络。同时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境外建立研发中心或通过并购等方式开展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投资。

　　三是对外投资会对贸易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有些制造业对外投资之后，在当地生产制造后会对出口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