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整顿金融秩序，印度尼西亚政府于1997年11月1日关闭了16家经营不善的私人银行。这是工人们在雅加达商业区清除一家被关闭银行的广告。
罗伯特·恩格尔(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们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在全球金融系统中的风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自由化方面无任何作为所带来的风险，另一个是完全开放金融系统所带来的风险。开放金融系统所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即热钱的流入与流出，而汇率也更具可变性。这也是媒体经常提到的几点，尽管我本人并不确定对外开放金融系统一定会带来这些问题。而不开放金融系统也是有风险存在的，有报道说，中国的老百姓把收入的40%作为储蓄留待退休后使用。他们没有别的投资手段，只能把钱投入股市例如沪市，但一旦股市大跌甚至崩盘，这将对千家万户构成灾难。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多样化的投资渠道可供选择。他们应该有更多的投资渠道，通过多样化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
林毅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恩格尔教授谈到的两种选择，即完全不开放和完全开放，但是我想问的是，对于中国的银行的高呆坏账比率的情况来讲，有没有第三种选择呢？我认为的第三种选择就是在开放金融系统之前，加强股市的治理和银行系统的监管，使得经济发展的更健康，这才不会重蹈东亚金融危机的覆辙。
曹远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执行总裁)：我的看法是，是否开放要分开来看：经常账户实现完全开放，而资本账户是部分开放。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重点。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开放服务这部分，即现在对于外资银行准入的门槛大大降低。
汤敏(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我认为开放金融系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肯定要开放的，但这是个逐渐的过程，而开放的速度也是值得探讨的，尤其要警惕热钱的流入流出。如果一下把人民币升值30%，热钱肯定不会来，因为没有上升空间了；但如果是5%、10%的小幅度升值，热钱就会流入。而这也是中国政府谨慎的原因。我的个人意见是，金融系统可以比现在开放的速度快些，但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让市场决定一切是成熟国家的金融系统可以做到的，但中国不是。现在中国的情况与1998年的日本情况很相像，经济快速发展，大量资金流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使得资产价格高涨。有一系列数据可以说明中国股市当今的狂热状态：从2005年6月至今，升值从3万亿增加到18万亿；沪指从1000点逼近4300点；现在平均每天新增开户数30万；银行存款急剧下降；两市平均市盈率突破50倍。这些情况都与当时的日本相似，但日本最终从40000点的高位跌回8000点。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失灵，如果放任自流的话，有说法预期在2008年之后，中国股市会崩盘。
陈平(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汇率理论没有共识。一个极端为购买力平价(PPP)，一个极端为随机游走，真实情形可能在两者之间。在经济转型中，俄国真实GDP下降约40%，最高通胀率4000%，汇率贬值5500倍。乌克兰GDP下降60%，最高通胀率3000%，汇率贬值76000倍，有效市场理论在不成熟开放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完全失效。在开放与闭关的两个极端政策之间，还有第三个选择：选择性开放。生物学的细胞膜就是如此。物理学的麦克斯韦妖精(编按：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热能转移要发生能量损耗，麦克斯韦提出，如果存在一种形态微小、手脚灵巧的“妖精”，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掌管两道门，让分子运动速度较快的进入一侧，而速度慢的进入另一侧，就能通过分子的无规则运动使冷热分开。喻指“选择性开放”)比休克疗法的自由化理论高明。
国内金融稳定靠中央银行，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并未承担国际央行的作用。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存在。美国及时帮墨西哥度过金融危机，但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不但没有对东亚国家伸出援手，反而迫使韩国在危机时刻开放资本账户，加剧了金融危机。危机后，外国拥有的韩国总资产从百分之几上升到40%，排名前十名的韩国大公司包括三星等著名企业，资产的一半以上跨国公司拥有。这使冷战时代依赖美国的东亚国家，一下失去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信任，转而和中国探讨建立东亚货币联盟的可能性。
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搞急进自由化。东欧几乎所有大企业大银行都落入跨国公司之手，没有出现中国像联想、海尔、华为那样可以和跨国公司竞争的大企业。东欧转型经济在十余年间下降46%，转型特大萧条的损失超过美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MIT的金德尔伯格(Kindlberger)教授分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英国无力继续承担全球化的领导，美国又不肯接英国的班，使全球金融界群龙无首。金融危机爆发时，英美法三个大国互相踢皮球，导致国际金融秩序的瓦解。
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形势极为相似。当前，美国作为金融大国的主导地位大不如前，美元占世界外汇储备的40%，GDP仅20%。而欧洲、中国、日本又都不能协调接替美国重任。各自维护民族利益，至今没有反思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从而研究改革国际金融秩序。我认为我们当务之急不是提倡金融自由化，而应该合作研究怎样建立一个健康的国际金融秩序，包括索罗斯建议的国际央行，才可能维持全球化的稳定发展。开放是学习过程。何时中国出现可以和花旗银行竞争的商业银行，和高盛竞争的投资银行，中国金融全面开放的时机就成熟了。
罗伯特·恩格尔：我所提倡的自由化是指资源配置的自由化，而中美的竞争并不是为了冲突，而是为了世界经济运行的更有效率。东欧的情况是全球化的结果，而不能称其为失败。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我认为开不开放金融系统各有成本。如果我们开放的很快，后果就是像东亚金融危机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不开放，就像恩格尔教授所说的一样，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就会丧失很多投资机会，更重要的是，不开放的一个后果可能是中国的金融系统也没有动力进行改革。
但是，我认为，中国其实正在走第三条道路，即，在资本账户不开放的同时，稳步放开金融服务。事实上，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对外资已经是非常开放的，比如我们已经有四家外资银行，即花旗、汇丰、渣打、东亚获准在中国境内筹建外资法人银行。他们在这里会雇用中国的职员，为中国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大大提升我们金融业的竞争度，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从这些方面来看，他们就和本土的金融机构没有区别。
他们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把资金随意地在境内境外移动，因为资本帐户是不完全开放的。随着这个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过程不断深入，金融系统的效率会不断提高，等到整体金融效率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逐渐开放资本帐户也不晚。
当然，资本帐户的不开放不是绝对的，我们已经松动了有关限制，比如允许个人每年购汇5万美元，也开始了QDII的机制。这些为民间出国投资创造了不少机会。
(罗伯特·恩格尔、林毅夫、曹远征、汤敏四位嘉宾发言未经本人修订，实习记者秦月参与翻译整理)
（责任编辑：马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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