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股市火爆，银行里天天排长队。为了方便省时，我去离家不远的一家工商银行营业所办一张贵宾卡。走到装修豪华的金账户大厅门口，两个金灿灿的英文单词扑面而来：EliteClub(精英俱乐部)。不久前，有个保险推销小姐向我推销一个险种，开口就说：“像您这样的精英人士……”她的名片上写着：“××保险公司精英部销售经理”。
我是一个“精英”？这让人感到很不自在。相信类似经历在许多人身上都发生过。2003年年底，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受伊丽莎白女王之封成为一名“勋爵”。他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自嘲般地说：“我一辈子都在同资本主义和权贵阶层做斗争，怎么现在我自己也成了权贵阶层的一员？”
我必须说明一下，我对于“精英”这两个字的不自在，与摇滚歌星和左派青年的反叛精神基本没有什么关系，更不是出于那种常见的故作姿态式“低调”，而主要是因为我的生活及思想状态，与我理解中的当下中国“精英阶层”实在毫无任何共同点。
“精英”这个词在现代中国人的理解中，相当于英语里的“elite”。非常有趣的是，至少在美国，elite并不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羡的正面词汇。相反，它更多地意指“权贵”、“不平等”等涵义，因而含有相当大的贬义成分。美国学者赖特·米尔斯于50多年前出版的《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一书集中地反映了美国社会民众对“精英阶层”普遍的不信任和批判态度，它已成为20世纪社会学经典著作。旅美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附带地讨论过“elite”何以在中国(包括台港澳地区)被蒙上一圈正面的光环的问题，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他颇具洞见地指出，这与中国的儒家传统有极大关系。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结构中，居于最上层的“精英”是读书人阶层。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出仕而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还有一部分虽未做官但原本就是有财产有地位的“一方缙绅”。不过，他们藉以成为社会“精英”的核心资本，并不是他们有财有势，而是他们的“儒者”身份。在儒家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士”的身份资格，与权和钱是无关的，甚至第一位要素也不是学问，而是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使命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精英”之所以具有正面形象，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怀有更强烈的责任意识：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也不论腰缠万贯还是一介布衣，他们都会自觉地背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说实话，我从内心深处渴望获得一张这样的“精英俱乐部”的入场券，但遗憾的是，我自知这一辈子可能都修炼不到那个境界。更令人痛心的是，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精英阶层”，在现代中国已经不复存在。
今日中国的“精英”，是那些居住在戒备森严的豪宅里，乘坐高档轿车，身着外国名牌，把孩子在很小时就送出国的“成功人士”。最让我失望的是，对于这一群脸上时时闪现着紧张、疲惫和自得相混合的古怪神情的elites，我们当下的社会大众，无论是一心一意地艳羡奉承，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火冒三丈，说到底都是一种焦虑情绪在作祟(盲目嫉恨是一种反面的体现)。仿佛有一个声音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所有人的内心：我什么时候才能“成功”？我靠什么才能赢得踏上这班“精英特快专列”的车票？极少有人清醒理智地问一问(遑论“精英”们自问了)：这班特快要把我们带向何方？这趟专列上的那些家伙在干吗？他们对我们有什么义务和责任？我们应该对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我很担心这样一种情况发生：由于“精英”与“大众”始终都不能正确地认清自己在社会中应当充当的角色，“精英”越是缺乏安全感，就越不想承担责任，越想尽快捞一票以防日后之万一。而“大众”则急于通过各种门路获得“成功”，从而及早摆脱现有身份，跻身“精英”行列。这样，双方便不能达成一种责任与权利相互制衡的良性平衡关系，而有识之士念兹在兹的一个和谐稳定的“公民社会”，也终将与我们失之交臂。
作为传统中国的“精英”，“士”这个阶层是儒家“道统”的守护者。我在这里并没有呼吁复兴儒家理想的意思，这是当下的时髦，一些人正指望着靠它来“成功”呢。但是，我还是要问：在今天，社会究竟应当把鲜花和掌声更多地投给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英”，还是那些在权钱的地盘上取得成功的当代“elites”？
（责任编辑：王惠绵）
商务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