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

    ●俞可平▲庄俊举

    选自《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了“北京共识”。 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北京共识”的提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那么，“北京共识”讨论的背景是什么？其实质和意义是什么？中国学者对“北京共识”持有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对于其研究应注意哪些问题？为此，《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记者庄俊举特地采访了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快速增长，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日趋激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得到了格外的关注。仅以今年5月份为例，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卫报》在《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在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中，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香港经济日报》在《“北京共识”：发展中国家的上位模式》一文中指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按照国情，走自己的路。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北京共识”是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工具，这是一种全球发展模式的力量在吸引其追随者，它吸引追随者的速度，几乎与美国模式速度一样快。而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国际含义最为系统的阐述则数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7日他在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使用了“北京共识”的概念，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

    ▲那么，关于“北京模式”或“中国模式”讨论的背景是什么？为何它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北京共识”？

    ●雷默发表“北京共识”的报告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雷默本人也因此引起人们的关注。今年7月他曾经来信约见我，因我当时在外地，所以无缘面谈。他在信中告诉我，目前他正在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筹建一个中国研究中心。雷默的“北京共识”之所以产生反响，我想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和失效。其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年均增长率在9%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新的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失效，使得它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它们自己的东西。其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您认为“北京共识”的实质和意义是什么？

    ●我自己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不过所谓的“北京共识”可能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因为它与早已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简单地说，“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在这25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惨痛的教训，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利用自身的优势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国内政治的著名学者，您对“中国模式”是如何理解的呢？能谈谈您心目中的“中国模式”吗？

    ●我想从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两个方面来谈论“中国模式”。作为成功的经验，“中国模式”具有以下这些特征：

    ①在全球化时代，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内改革；而彻底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对外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需要跨国公司和外国的雄厚资本和先进科技，更需要它们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思想观念。国内政治经济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观念、科技、文化和制度。对外开放既是一个资金和技术的引入过程，更是一个学习先进观念和制度的过程。

    ②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既有利亦有弊，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发展中国家并不必然是全球化的输家，而发达国家也未必是全球化的赢家。其实，全球化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也拥有自身的优势，只要政府应对得当，就可以成为全球化的赢家；反之，发达国家也有其自身的劣势，如果应对不当，同样可能成为全球化的输家。在这里，成功的关键在于将自身的优势与全球化的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

    ③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就无从发展。但只有发展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而惟有改革才能推动发展。所以，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不能求其一而舍其他。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条比较实用的策略是，先稳定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改革促发展，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④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逻辑力量在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它已经成为全球的抽象。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导向。但是，市场绝不是万能的，市场失效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比在发达国家更容易发生。因而，公共部门同样要在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是克服市场失效的必要手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排斥强政府，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要强政府还是弱政府，而在于它在何时何地应当强大或弱化。

    ⑤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为了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适应全球化挑战的改革必须十分审慎。一方面，由于改革的复杂性，简单的休克疗法不足为训，而应当采取渐进的改革策略，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和政治发展的软着陆；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改革并不只是一味地缓慢进行，该突破时必须果断地突破，纵使有局部的和短暂的震荡，也在所不惜。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必须从总量上增加大多数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

    ▲您在上面指出，“中国模式”不仅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深刻的教训。在您看来，有哪些东西是可以作为“中国模式”中的教训供其他国家引以为鉴的呢？

    ●我一直认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模式，决不只有成功的经验，也必然有其沉痛的教训。根据这样的思路，我认为，作为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教训，“中国模式”的以下战略选择也同样值得高度重视：

    ①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的迅速增长，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更不能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GDP的增长。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②必须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效率和公平都是发展所要追求的价值，从根本上说两者不可偏颇。在改革的初期，为了打破绝对平均主义的传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对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避免财富和权利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

    ③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主要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发展的目标。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正像福利是一种基本价值一样。政府不仅担负着领导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担负着领导旨在深化民主的政治发展重任。如果说善治是全球化时代的理想政治发展目标，那么，善政便是达到善治的关键。政府既要推动以法治、参与、人权、透明、稳定为目标的全社会的民主治理，也要推动以分权、效率、责任和服务为目标的自身的民主治理。政府要担负起在全球化时代实现现代化的重任，自己首先应当成为民主的表率和创新的表率。

    ④国家对公民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全球化在某些方面确实削弱了传统的国家主权，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加强了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时代，公民的风险不是减少而是明显地增大，公民的权利要求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政府的能力不仅体现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还日益体现在维护和增进公民的社会政治权利方面。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公民在安全、人权、福利、参与、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全球化对传统国家主权的严重挑战正在成为现实，但国家主权和国家权力，仍然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重要保障。

    ⑤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良好合作，是善治的实质所在。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公民社会的产生，全球化和民主化则要求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政府对公民社会应当采取鼓励和合作的态度，而不是敌视或轻视的态度。政府应当积极地培育和扶持公民社会组织，为民间组织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和法律环境。政府应当让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民间组织也成为治理和自治的主体。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它们对社会的进步承担着同样的责任，公共部门应当增强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私人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民间组织和私人部门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主体，政府和公共部门应当创造有利条件让它们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