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的潜台词

    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不接受任何所谓的“共识”，也不根据各种所谓的“共识”来指导自身的改革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在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论文随后发表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上，旋即在欧洲、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一时成为世界的焦点。

    “北京共识”到底能否成立？它是否为中国“新道路”的一个正确概括？国际上是否真的出现了“华盛顿共识”之后的“北京共识”？中国是否已经获得了这样的影响世界的“软力量”？

    在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布鲁金斯访问学者庞中英教授看来，“北京共识”本身也许太夸大，太容易引起争论，国内外有许多人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大胆提法，但是，它标志着世界开始用一个新概念看待中国。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对自己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方向再认识，真正提出符合时代变化的中国和世界需要的新概念。 

  “接触/遏制”二元论不适应发展着的世界

    《北京共识》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雷默认为，“北京共识”之所以是“共识”，是因为一个深深融入国际秩序的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生计和希望的重要一部分”。许多国家的许多人对这样一个“中国典范”感兴趣。

    他说，“中国模式产生的力量十分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亚洲其他地区来说这是一种文化力量，对世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典范。”

    雷默说他的“北京共识”，挑战、甚至否定了西方“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他认为这些分析“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者恐惧”都是很难成立的。其中，诸如“中国将会毁灭”、“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几乎是明显的简单错误。

    就在《北京共识》发表一个月之后，雷默接受了新华社驻纽约记者的专访。雷默说，国外的学者们总的来说仍受“接触/遏制”这个过时的二元论的支配。他举了美国有关与中国“交往”(接触)还是“孤立”(遏制)的争论，认为这是一个远离中国实际的“过时的二元论”。

    雷默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西方国家始终关注着中国的走向。特别是20世纪最后十年，国际上先后泛起“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中国经济增长水分论”、“中国机遇论”、“人民币升值论”、“中国能源需求威胁论”、“中国盛世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等各种危言耸听的论断。在战略上，在“接触”、“交往”还是“遏制”、“包围”的争论中摇摆。

    然而，中国的改革在备受西方世界怀疑和指责的环境中坚韧地面对挑战，并以实际行动和骄人的经济成就作出回应。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吸引了不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俄罗斯、印度、巴西、埃及等发展中大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对中国“模式”给予赞许。

    国际主流媒体随后纷纷关注“北京共识”这个新概念。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英国《卫报》、墨西哥《每日报》分别刊登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和《中国：亚洲的地平线》3篇文章，对中国的渐进改革和自主发展给予高度评价。

    应当说，中国的改革从开始的不被外界看好，到上世纪90年代被“妖魔化”，再到进入21世纪后的肯定，时间给了中国公平的评判。

    多元世界应该有多元发展模式

    “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概括。显然，“北京共识”一词来自与“华盛顿共识”的类比，是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另一种发展模式。

    在雷默的文章中，“北京共识”的核心是指一个国家按照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他总结中国如何组织这样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三个定理：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北京共识”也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比如雷默认为，中国一向采取睦邻友好政策，主张通过广泛接触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受访的多位专家指出，“北京共识”受到广泛关注，除了它对西方主流观点的超越和反思外，它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肯定，认为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以及取代了“华盛顿共识”等，成为讨论的热点。实际上蕴含着发展模式之争。

    庞中英指出，“华盛顿共识”是“冷战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核心内容是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美国财政部、华尔街金融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一模式，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都曾经主动或者被迫地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冷战后的全球化，一度等同于美国化，即“华盛顿共识”的不断扩大。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排他的、非此即彼的、需要相当多先决条件的，因此其普遍意义需要通过实践检验。

    实践证明，“华盛顿共识”对于拉美、俄罗斯、东欧转型国家以及亚洲的印尼和马来西亚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个不好的选择，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也难脱干系。因此几乎受到全球性的“讨伐”，被诅咒为“敌人”、“毒药”、“灾难”，被称为“野蛮资本主义”。上世纪末，不少国家调整发展战略和政策，“华盛顿共识”式微了。

    对“华盛顿共识”强有力的挑战，其实来自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1998年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它对“华盛顿共识”的“市场本位主义”进行了批判，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和政府的作用，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后华盛顿共识”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出发，指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可谓切中要害。

    但无论哪种“华盛顿共识”，都不能根本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而具有福利资本主义色彩的“欧洲模式”以及亚洲“四小龙”模式，也都不足以实现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进入21世纪后，主张创新、注重平等的“北京共识”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青睐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