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前财长:中国已对经济发展问题开出正确处方

　　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发展

　　本报记者　连 俊　林火灿

四川省和成都市7日主办宽窄巷子晚会。图为小朋友们在表演歌舞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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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热议社交媒体兴起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本报记者 林火灿摄

　　出席论坛的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卜昌森（右）与施耐德电气全球董事长赵国华(左）在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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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会场外，嘉宾在体验高科技产品。

　　本报记者 牛 瑾摄

　　在经济转型中，中国应该如何看待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转型的着力点在哪里？如何真正打开中国经济的内需市场？在7日举行的2013年成都财富全球论坛上，与会者围绕上述话题继续展开探讨。

　　中国已找到正确处方

　　“我每年都要来中国，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尤其关注。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已经诊断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开出了正确的处方。”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在演讲中说。

　　保尔森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阻碍了经济增长，导致增长动力不足。因此，中国需要重启改革，转变长期以来对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转向依靠消费和服务业的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从个人经验看，经常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通常会对中国经济较为乐观，而不了解中国甚至没有到过中国的人，往往认为中国经济会崩溃。事实上，任何一个经济体要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增长驱动，都需要较长时间，中国也不例外。蔡洪滨指出，目前中国消费增速已经快于GDP增速，表明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扩大，这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好消息。

　　保尔森则表示，中国庞大的经济体决定了其在未来发展中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关注中国经济，应重点关注经济的长期繁荣，特别是可持续发展。

　　保尔森说，中国经济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改革会涉及很多领域，中国对经济体制改革要保持耐心。同时还要把握好改革的顺序、力度，特别是要探索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使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公平竞争，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加快金融市场改革。

　　重视发展中的问题

　　保尔森建议，要改变地方官员的GDP冲动，关键是要改变对地方官员的业绩评估体系，引导官员更加注重提升发展质量，挤掉GDP水分。另外，国家监管机构也要负起相应责任。

　　在谈到地方GDP冲动的问题时，蔡洪滨补充说，2012年，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要使投资贡献率一下子降到20%以下并不现实。因此，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改变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过程中，并非是要放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而是要注重提高投资的效率，要把对投资的关注，从数量转到如何投资、谁来投资、投向哪里、谁来为投资负责等方面，以确保经济成功转型。

　　以本届财富全球论坛主办地成都为例，尽管2012年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138.9亿元，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3位，但成都并不是“唯GDP”取向，而是抓住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革命浪潮带来的产业转移和技术变革的重大机遇，紧抓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将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汽车制造、精密机械制造等纳入到战略层面进行布局，仅仅几年时间，成都在经济全球化的产业转移与技术创新阵列里已冲到前沿高地。

　　也有专家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困境进行了探讨。强生公司CEO艾利克斯·格斯基指出，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麦肯锡总裁鲍达民说，在中国开设一家公司的审批流程需要30多天，而在新加坡只要5天，这表明中国的行政审批改革还有很大空间。

　　赢在中国市场

　　在经济转型中，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究竟在哪儿？

　　与会专家认为，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将刺激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包括交通运输、信息网络、电力、住房供应等；还将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如医疗服务产业、教育产业；城市中产阶层还要购买住房及汽车、手机等各类消费品，这将对中国扩大内需提供广阔空间。

　　“服务消费市场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重要的增长点。”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服务”二字的内涵在今天已经大大拓展，包括很多IT企业提供的产品都可以囊括其中。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提供着更多的创新服务，另一方面消费市场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对服务转型升级的需求将更迫切。

　　袁岳认为，随着“80后”一代已经成长起来，越来越专业的分工给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可能。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服务业，这也将带动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进而拉动内需增长。

　　“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实际上蕴藏着内需增长的巨大空间和潜力。”格斯基说，随着中国对改善民生的日益重视，未来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将不断加大。这将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增长点。

　　对于企业而言，中国经济转型也意味着机遇。而机会面前，企业该如何把握？在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看来，企业一定要给中国带来价值，用长期投资的心态来中国，而“光是带钱来是不够的”。

　　以成都为代表的中国西部市场，也同样受到关注。有专家表示，随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持续深入，沿海劳动力、土地和其他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跨国企业将加速向西部转移，并择优选择集聚区，以此形成规模效应，开拓市场。成都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虽然在政策环境、产业支撑、人力成本、交通区位等因素上没有达到最高值，但得天独厚的综合因素和优势，成为跨国企业投资成都的重要原因。

    　新兴市场 潜力可期

　　王信川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一直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但一年多来，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一些投资者的担忧陡然加剧。

　　在任何市场环境中，风险与机遇往往相伴相生，投资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机遇而减少风险。纵然眼前面临多重挑战，但最近新兴市场的增长潜力仍然可期。这是出席2013成都财富全球论坛嘉宾们的共识。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脆弱性，因为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还是主要依靠低端制造业驱动经济迅猛增长。诺华公司首席执行官江慕忠认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一系列缺陷：经济波动性强、收入分配失衡、资产泡沫严重、通胀压力加大等。这主要是由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同，造成新兴经济体扮演了低附加值加工制造者的角色。

　　新兴经济体面临艰巨的经济转型任务，亟须从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扩大消费为主。澳新银行首席执行官邵铭高认为，投资者在新兴市场的发展战略应随之而变，着力调整客户结构，为本地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投资者的市场策略应立足长远，虽然短期发展中会遭遇“阵痛”，但只要长期深耕，就会取得良好的市场回报。

　　新兴经济体经受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负面冲击，甚至面临较大的国际收支失衡压力。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冼博得认为，在国际宽松货币的溢出效应下，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较大资本流入压力，资产泡沫化加剧，通胀压力更大。因此需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促进本地金融市场发展，增强其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而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经济增速放缓，增加了新兴经济体结构调整的压力，也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长远来看，新兴市场仍将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亮点。“是否投资新兴市场，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邵铭高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