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走进神秘朝鲜 新变化正在这里生根发芽

　　【环球时报赴朝鲜特派记者 范凌志】在朝鲜拍摄的照片十分“适合”发朋友圈：带有领袖头像和大标语的街景，或是一个普通朝鲜人被定格的瞬间，基本上都能在朋友圈收获很多点赞。中国人对这个邻国的好奇与关注可见一斑。朝鲜承载着不少人的怀旧情结——在这里，能找到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印记;朝鲜也承载着不少人的期待——今年以来，该国逐渐敞开与世界沟通对话的大门，让外界对它的未来发展充满遐想。如今的朝鲜究竟什么样？9月上旬，《环球时报》记者受邀参加朝鲜建国七十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报道。在8天时间里，记者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正在这里无声无息地生根发芽。

　　外国人在平壤吃饭，花费不输北京

　　平壤乐园百货商场二层，一台松下60英寸液晶电视正在播放朝鲜中央电视台关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国庆活动的新闻，几名店员围拢在电视机前肃立观看。

　　这是当地非常高档的百货商场，世界著名旅行指南《孤独星球》将其描述为“受平壤精英阶层欢迎的满是进口商品的商场”。此言不虚，从花王尿不湿、雀巢咖啡到浪琴手表，这里容易让人产生“不是在朝鲜逛街”的错觉。《环球时报》记者去的当天是朝鲜国庆假期，然而商场里的当地人并不多。

　　在一楼超市的货柜上，记者拿了几瓶标价为140朝币的饮料。当记者掏出一张自以为“足够大”的5000朝币钞票时，收银员笑着敲了敲计算器，让记者再补一些美元或者人民币。

　　这应该是每个初到朝鲜的外国人都会感到困惑的一幕。按照官方汇率，1美元大约可兑换100朝币。但实际上，所谓“官方汇率”是已经被朝鲜政府取消了的外汇券价格。在一些只有朝鲜人才能消费的市场，美元与朝币非官方的汇率约为1:8000。

　　复旦大学朝韩研究中心主任郑继永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有人会把这认为是朝鲜的“价格双轨制”，其实并非如此，只是朝鲜的商品价格有两种标示形式。“一种是涉内商店使用的，标示多少就是多少;另一种是涉外商店使用的，所付钱数为小数点向前移两位，然后直接按美元计算。”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拿着5000朝币“大钞”却买不了涉外商店里140朝币饮料的情况。不过郑继永表示，这两种标示形式所代表的商品价值实则是一致的。

　　这同时证明，在一些中国人中间流传的“随便揣点人民币到朝鲜就是大款”的说法只是一种不明就里的自我安慰。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外国人在平壤吃饭的花费基本与北京持平，甚至略高。电器也是如此，比如一台海尔对开门冰箱的售价是13.75万朝币，相当于9350元人民币。

　　在平壤，记者基本使用人民币。这意味着，每一次消费都是一道算术题：看到价格标签先除以100，再乘以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大约6.8)。有时餐厅找零时遇到人民币不足的情况，他们就再换算成欧元或美元把钱找给记者。

　　“商店里使用外汇结算的商品增多，这其实是一种进步。”中国半岛问题专家吕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朝鲜人民对高档商品的需求在渐渐增强。“一旦未来朝鲜经济形势好转，对外经济流通更加顺畅，可能还会有更多变化。”

　　观朝鲜，如同在时光隧道里穿梭

　　在平壤街头，你可以看到朝鲜民众在充满革命气息的领袖头像和标语下使用手机;当地女性或穿着时尚的职业套装，或穿着朝鲜民族传统服饰。眼前这些景象，会让你觉得仿佛在时光隧道里穿梭。

　　如今的朝鲜似乎是个“矛盾结合体”。朝鲜人保守、不苟言笑？平壤街头分明看得到亲密拥抱，甚至打闹嬉戏的情侣。你刚听别人说这里物资匮乏，转眼就可能在未来科学家大街的餐厅里吃到钱包空空。谈到国民素质，朝鲜拥有绝佳的城市卫生状况。看到公交车站整齐排队的乘客，或许会让你怀疑起“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古话。

　　外界普遍认为，计划经济缺乏效率，难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然而，当《环球时报》记者来到平壤工厂时，所见场景毫无懈怠的迹象，相反，工人把气氛搞得很“燃”，让人回想起中国上世纪60年代时“激情燃烧的岁月”。参观平壤金正淑缫丝厂时，“生产任务”频频被挂在女工的嘴边。她们边忙着手头的活儿，边回答记者的问题。每位来这里的外国记者最好奇的问题是工资，《环球时报》记者也不例外。结果，一名54岁女工的回答让记者有些“惭愧”：“我在这里工作30年了，从不考虑钱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会让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不像资本主义社会，离了钱就不能活!”

　　走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春天萌动的气息在平壤寺洞区将泉蔬菜专业合作农场里显现，这里专门为平壤供应蔬菜。2012年，朝鲜首先在部分农场试点“圃田担当制”，2015年在全国农村以家庭为单位普及试验。根据“圃田担当制”，政府允许农作物按7:3 的比例分配，七成由国家收购，三成以工分购买方式进行实物分配，且允许农民自由出售交易。该制度与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相似之处，也是朝鲜农业在近些年实现增产的法宝。而将泉农场正是实行“圃田担当制”的“社会主义文化农村建设样板”。

　　“2017年平均每人拿到80万至90万(朝币)。”场长李勇浩边走边被记者簇拥着，他身边是成排的农民住宅，远处幼儿园的课间操音乐并没打乱他的思路。他说：“我们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上医院看病免费，子女上学免费，就连住的房子都是免费的。所以，拿那些钱去买一些生活用品足够了。”

　　无论是“六十年代”的激情燃烧，还是“七十年代”的春风拂面，其实都并未超出《环球时报》记者此前关于朝鲜的想象。但让记者颇感意外的是，朝方陪同人员竟然同意在白天采访结束后带我们到市区吃饭。赴朝采访前，记者得到的信息大多是“不会有采访之外的行程”。

　　记者去的是未来科学家大街的一家烤肉店。该店紧邻街面，装修档次不亚于北京的中档餐厅，甚至已实现电子点餐。人均大约200元人民币的菜价并不便宜，或许正因为如此，当天去就餐的当地客人并不算多。

　　用餐结束，朝方陪同人员主动提议在街上走一段路再打车。由于没有灯箱和广告牌，再加上用电的节制，白天看上去气势不凡的未来科学家大街此刻并不夺目。但记者知道，这条为科教工作者建设的大街代表着这个国家对现代化最强烈的渴望。将连日来走访工厂农村的景象与此刻的街景在脑海中重合：真实的朝鲜到底属于哪个年代？这个问题愈发有趣。

　　外国记者采访，当地民众会说“来吧”

　　朝鲜是否会变得更加开放？这不只是今年半岛局势转暖后外界才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无论是朝鲜农业的“圃田担当制”改革，还是在街头零星出现的小商贩，都让人难免浮想联翩。尤其是在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可以看到“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内容。当然，事情并不会这么简单。毕竟，如果半岛无核化问题无法妥善解决，经济建设之路就会存在障碍。

　　《环球时报》记者曾旁敲侧击地问一名朝方人士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对方半开玩笑地说：“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吗？”另一名朝方人士则认为，朝鲜已经比以前更加开放了。他举例道：“以前外国记者来采访，街上的人都在躲避。你看看这次，很多市民都会说‘来吧’，他们非常愿意回答问题。”

　　的确，《环球时报》记者在此次平壤之行中能明显感觉到轻松的氛围，以及朝鲜对国际社会释放的善意。外国记者乘坐的巴士所到之处，当地群众都会自发地站在街边挥手打招呼。在平壤凯旋门的展示厅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金正恩会晤的报纸被整齐地摆放着，朝方解说员特地拉着记者到报纸前拍照。在平壤五一体育馆内观看演出时，当“团结合作，善邻友好”的图案被数万名团体操演员排出，现场响起《爱我中华》《祝酒歌》《喀秋莎》等中俄歌曲时，很多记者被深深打动。在羊角岛饭店的书店里，金正恩与特朗普新加坡会谈当天(6月12日)的《劳动新闻》被放在显要位置，官方印制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投资指南》是卖得最好的书刊。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反美书籍和海报明显减少。

　　对待外国记者，朝鲜也尽量做到各项安排更加合理。以往每到大型采访活动，最让记者头痛的就是朝方安检，这往往意味着需要提前5个小时到达活动场地进行漫长的安检。不过此次，朝方换了一种新方式：人机分检。大巴车停在酒店门口，记者按组别顺序将摄影器材上交，由朝方人员拿到一个房间进行检查，然后将相机带回车上。所有人的器材检查完毕前，记者都不允许上车，可以在酒店附近自由活动。临出发前，记者再进行简单的个人安检便可。以这种方式安检，不仅节省了时间，而且减轻了记者排队等待之苦。

　　此外，虽然在朝鲜拍摄照片被普遍认为“注意事项很多”，不过实际情况是，记者拍摄平壤街景，甚至路上偶尔出现军人时，陪同也都没有加以制止。

　　“能明显感觉到朝鲜正在发生一些改变。”复旦大学朝韩研究中心主任郑继永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一些朝方人士不像以前一样只谈政治宣传，他们也关心中国大学的一些校办企业的情况，对金融、经济管理等课程的关注度也比以前更高。能感觉到朝鲜已经在各方面为经济发展做准备。”郑继永曾多次在朝鲜考察，他8月底刚到金日成综合大学参加交流活动。

　　当然，朝鲜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半岛问题专家吕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朝鲜其他中小城市与平壤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不过，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指引下，朝鲜正在走向欣欣向荣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