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华盛顿共识的影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20多年，取得的辉煌成绩有目共睹，以渐近式改革为特征的中国改革被称为“北京共识”。但是，不能因为中国改革的成功而忽视华盛顿共识对中国的影响。笔者认为，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就是华盛顿共识的间接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的决策上，需要加以警惕。 

    一、招商引资的副产品：国有土地流失和失地农民问题

    华盛顿共识的重要内容是主张政府放松对外资的管制，允许外资的自由流入，这就为金融自由化铺平了道路。我国是一个资金缺乏的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外资，利用外资既能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又可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利用外资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地区资金缺口大，引进资金的要求更为迫切。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中常见的手段有：减税免税、土地廉价转让、财政支持。其消极作用有三：

    其一，国有土地流失严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集中体现在国有土地的廉价出让上。

    其二，失地农民增多。地方政府廉价出让国有土地，通常千方百计地压低土地的补偿费，将招商引资的制度成本转嫁到农民身上。这些地方政府毫无顾忌，大量圈点耕地，不仅造成耕地浪费，而且造成失地农民的不断增加。

    其三,内资外资企业待遇迥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滥用优惠政策，内资企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中。 

    二、郎咸平现象暴露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软肋

    华盛顿共识极力主张私有制，极力鼓吹私有制能够保证个人的自由，能够使每个人的积极性都得到充分的发挥，私有制不仅对个人是有利的，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是有利的。

    鉴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我国在经济学家和理论工作者的建议、倡导下，将产权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一些人由此认为产权明晰、产权多元化可以解决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并且认为产权清晰就是私有化。其实，国有企业的低效问题大多数是管理问题。随着产权改革的深入，为了调动职工和经理人员的积极性，部分地区和企业推行了员工持股计划和对经理人员的股权激励，但是它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郎咸平教授对海尔、TCL、格林柯尔3家企业的研究发现，产权改革方向存在偏差，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夺。郎咸平教授此言，不仅引起了学界的激烈争论，甚至演变成一场司法诉讼案件。这反映了国企改革的一些困惑。

    一是经理层买断或管理层收购使国有资产成为特权者的盛宴。国外的MBO实质上是MBI，大量国有资产转变为了私人财产。

    二是中小企业改制，职工下岗，政府买单。为了加快改革的发展，尽快搞活国有企业，国家提出“抓大放小”。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把“放小”歪曲为不要国有中小企业了，刮起了一股卖国有企业之风。 

    三、房地产与股市发育不良暴露了宏观调控的缺陷

    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即主张经济市场化、自由化、非调控化。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拉美国家放开了一切竞争领域，俄罗斯也放松了金融危机和外汇管理，房地产和股市出现泡沫，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也由此而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建立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不可否认，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其一,房地产价格轮番上涨，中等收入阶层

    成了剥夺对象。中国房地产市场启动以来，出现过几次大起大落，2004年后又再度热起来，房价的高位运动和恶意炒作给购房者带来了巨大负担，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舆论的压力引起了高层的警觉，因此，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房价。然而，紧接着房地产商动作频频，各种研讨会相继召开，业内头面人物纷纷发表讲话，对决策施加压力，甚至在中央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下，仍鼓噪不已。

    其二,股票市场运作不规范，使股市陷入低迷状态。2003年在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规不完善的前提下，各地方政府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结果使中国股市总市值损失高达1.8万亿元。在中国股市中，坑害小股民利益、圈钱造假、大股东一股独霸、非流通股股东剥夺流通股股东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 

    四、分配形式的多元化形成了弱势群体

    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俄罗斯推行的后果之一就是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以俄罗斯为例，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处的只有少数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一方面出现暴富阶层，另一方面出现弱势群体。1999年的一项抽样调查就显示，不足5%的富人占有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6万亿元的一半。

    其一,高收入者大多数来自体制外收入。在高收入人群中工资部分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少，主要是灰色收入等非工资收入。高收入者财富来源的另一个渠道是不合法财富的转移，即通过侵吞国有资产和贪污受贿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

    其二,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个人所得税应该是调节收入差距的手段，但是在我国个人所得税起不到这个作用。据统计，在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工薪阶层成了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主体，占全部个人所得税的40%以上。这种富人寡税的制度漏洞导致税收调节功能失效，利益分配扭曲，从而加大收入差距，滋生社会冲突。

    其三,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受阻。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产生了收入差距的悬殊，出现了弱势群体。在我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往往是通过新闻媒介来为他们说话，这种非制度化的表达方式是不完善的。

    其四,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受强势集团利益影响的倾向。政府理所当然地必须代表全体公众的利益。强势利益集团结成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团队，利用各种资源，以各种形式诉求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使一些政府决策具有明显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导向和偏向。

    华盛顿共识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成果，其推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也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这就要求我们理性地认识华盛顿共识，要求理论家要有良知，经济学家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求政府官员制订经济政策和作公共决策时要慎重，在没有弄清楚某种经济理论的含义时，不应盲从，否则就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对华盛顿共识，笔者认为应该彻底摒弃。首先，华盛顿共识鼓吹私有化万能，就是要摧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阿根廷是这种结局，俄罗斯也是这种结局，比如俄罗斯1989年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我国要防止重蹈其覆辙。其次，华盛顿共识是为国际垄断组织服务的，推行华盛顿共识，国际垄断组织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

    由于华盛顿共识对中国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的决策层面上，因此地方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和公共决策时，应做到：(1)坚定信心。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坚决走中国式的改革开放道路，坚信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人最具有发言权。(2)检讨政策。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某些政策的制订可能有失误甚至有错误，地方政府应该在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的前提下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加以修订和完善。 

    (摘自《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