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后如何转型

2011年07月22日 07:01   来源:中国经济网—《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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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回溯“九五”到“十二五”的沧桑巨变,中国经济冲破重重阻碍,不断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之履,无论是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还是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还是更为概括性的内涵式发展、又好又快的发展,无不折射出转型的逐步深入和升级。在2011年进入战略性调整的转型元年,经历了跨世纪的飞跃,探路深度转型,无疑是一个更富挑战性的课题。

  今年是中国经济“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转型”是此间被反复注解的核心词。然而,中国经济的转型之履并非从今年才开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初是从1995年“九五”规划时提出的,当时提了两个转变:一个是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一个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这两个转向定义为“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十几年过去,经历了“九五”、“十五”,尤其是“十一五”经济大踏步向前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而危机之后仍然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又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局面面临严峻考验。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又是中国经济战略性调整的转型“元年”。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候,转型显然已经跨入深水区,我们面前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思考。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

  才能提“又好又快”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仅仅是数量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除了数量的增长之外还包括社会的医疗保障、教育、休闲、公平、环境等等各个方面。现在所提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说是超越了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回顾历史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集中力量、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解决温饱问题。在这一阶段里,速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好”与“快”的摆位上,一直把“快”摆在“好”的前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尽管当时人们也认识到“好”的重要性,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由于物质水平的限制,即使认识到也难以做到。因为当时根本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和基础。

  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人们收入水平提高,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对政治、文化生活以及生态环境等也提出更高要求,这表明我国已经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客观上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党和政府顺应这种变化的要求,及时提出科学发展观。

  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好”字当头,又好又快发展。胡锦涛同志指出:“这些年我们在加速发展中拼资源、拼环境,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当然发展仍然要快,但‘好’已成为我们的第一选择。”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为了阻止经济发展速度过度下滑,把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放在首位,但这只是应急之举。从根上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解决“好”的问题仍然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由着重关注温饱的生存型向追求质量的发展型提升,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已不可逆转。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冲击较大,也更深刻地暴露出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由于经济发展方式没有随以温饱问题解决为标志的社会转型而及时转变,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出口产品结构等,都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要求,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出口受阻,生产下降、企业倒闭,反映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就是大幅下滑。这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坚持‘好’字当头、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已经成为历史必然。”

  不要GDP崇拜

  但也不能小看GDP增长

  在谈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人们常常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来考量。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不过,在实践中容易“唯GDP”论,单纯追求速度而忽略了质量。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经济经历“超高速增长”,年均GDP同比增速达10.48%。“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年均计划目标分别是8%、7%和7.5%,最终实际年均增速分别达8.6%、9.8%和11.2%,均较原先目标有一定超越。但是,总量指标依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在关注数量性指标的同时,我们更应期待质量型和效益型指标的增长。而且,单纯追求GDP,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的目标或者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会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

  单纯追求数量,就会忽略了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知道,GDP除了一个庞大的数字,它还应该包括人们感受到的幸福指数、包括休闲的时间,受教育的程度,法制的公平,健康水平、医疗卫生等等。这往往被盲目追求数字而忽略。

  单纯追求数量,还会造成重复建设,不计后果。有专家犀利地指出,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一窝蜂地上项目,盲目扩大产能,人为制造GDP增速,造成过剩的后果,甚至不惜把大楼建了再炸,炸了再建,只为增加GDP,其结果就是过度建设,污染环境,就会使资源不堪重负。

  单纯追求数量最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创新能力不足。GDP是很大的,但是大而不强,停留于于产业链的低端。

  江泽民同志也曾对此有深刻的总结,“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多年的经验表明,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显然,除了思想认识的转变,还需要我们从现实入手,充分发挥现有基础的潜力,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土地、水资源、粮食、能源和各种原材料的节约和有效利用;打破地区、部门和行业界限,发展规模经济;打破各种封锁和垄断,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流通体系,提高流通效率;正确运用计划和产业政策、财政手段和金融政策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

  转型典型:

  华为和比亚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化纤业,到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造船、化炼行业,再到兼具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机械、电器制造业,直到目前的技术密集型的微电子和信息技术制造业。从其产品形态的变迁可以看出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演变的脉络,也可以反映出经济发展层次的递进。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对国内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1995年到2009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了10余倍,年增长率接近30%,远远超过GDP的增幅。

  从经济发展模式上看,国内劳动力便宜、产品便宜、资源环境便宜的优势得到了发挥,但生产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附加值很低,核心技术无法掌控,只是来料加工型的中国制造,实质意义上是中国加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表示,在中低档产品生产以及在加工制造业的中低端生产环节(特别是组装)上的低成本、低价格,是中国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一个很大优势。在这方面,中国的许多产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几乎是“所向无敌”的,这直接表现为在中国加工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占国际市场的份额迅速上升。

  然而,这种“市场换技术”的模式很快暴露出弊端。一些先知先觉的民族企业开始尝试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之路的探索。比如被广泛作为范本的华为和比亚迪。金碚也谈到,某种意义上说,华为是劳动密集型的高技术企业,而且华为和比亚迪的案例也说明,中国目前具备了从低技术、低附加价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的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这两个条件在中国同时发挥作用。

  不仅如此,中国人力资源素质构成也在几十年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64年,劳动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和大学文化程度比例是64∶1,1982年是57∶1,2009年是5.5∶1,这奠定了实现大范围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源基础;经过金融危机一役,信息化和网络经济的新一轮创新激情重燃,提供了技术上支撑;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具有吸纳企业研究开发资金的强大吸引力,许多跨国公司都把中国作为实现重大技术创新的沃土,中国自己更有条件在这块沃土上实现从以技术模仿为主的工业化道路向以自主技术创新为主的工业化道路的历史性转变。

  “有形的手”

  与“无形的手”都重要

  如何协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让“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和谐发挥作用一直是学界探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实践证明,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另一方面,实践证明,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也有失灵的时候,号称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也充分展示了在市场过度放任的情况下政府在行业发展经济走向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避免了房价硬着陆的惨痛损失,而类似的日本房地产崩盘则由于政府的放任,过度依赖市场调节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和时间成本。因此,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二者缺一不可。所以,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

  也就是说,要转变政府职能,转向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引导和调控市场,以及综合协调和总体指导,转变成一个服务性的政府。主要表现为设计规则、设计机制、设计标准、设计进入的门槛、发布信息、发布发展趋势以及营造对经济发展有利的环境。

  李义平举例说,建国初期,我们就是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如果放任市场的话,我们可能现在还不是这么一个样子。

  转型的新涵义

  所谓粗放经营是指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表现为经济规模低,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质量差、效益低。

  为此,从“九五”到“十一五”期间,相继实现了生产方式从“粗放”到“集约”转变。集约经营,在农业上就是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资金或劳动,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采取集约的方式发展工业,就是建立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产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以通过更新改造进行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而不是通过基本建设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

  比如在与生产生活的水务方面,水务的综合经营成本、资产价格和资源价格上涨都是影响水价上涨的关键因素。伴随着产业化的逐渐完善,水务行业已经进入了集约化发展的阶段。作为转向集约化经营的重要标志,各大水务公司已经开始尝试着进行差异化运营,而技术和服务是比较明显的两个突破方向。2010年4月1日,经过一年筹备,中国工程院李圭白院士工作室落户佛山水业集团。这是国内水务企业首家院士工作室。

  而在甘肃,全省每年技改资金都超过200亿元。酒钢瞄准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瞄准市场短缺的品种,技改一步到位;祁连山水泥公司利用新型干法技术,能耗下降48%,最大水耗降低68%,年减少粉尘排放量2800多吨,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3.5倍。2004年,甘肃新型干法水泥产量占水泥总产量的44%。“镍老大”金川公司形成年产镍6万吨、铜6万吨、硫酸40万吨的生产能力,公司销售收入今年可达200亿元,5年增加了10倍。兰州铝业公司吨铝节能740千克标准煤,降低成本400元。

  再比如,目前阶段,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众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基本已经实现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随着行业龙头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各种手段不断壮大,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这种集中与反垄断如何相协调成为当前需要注意的问题。

  给第三产业“补课”

  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按照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我国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将我国第三产业划分为12类主要行业,包括第一层次流通部门的2个行业和第二、三、四层次服务部门的10个行业。

  国家五年发展规划中首次提出“第三产业”概念是在1986年开始的“七五”规划中,之后在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提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目标、重点,以及13条主要政策和措施。这是中国发展第三产业的最重要的战略决策,它指引着中国第三产业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前进。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出台与发展第三产业或服务业有关的文件,都是在此基础上作出的。

  “九五”期间,党中央提出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方针,这一时期,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1%。2000年,我国第三产业全年完成增加值近3万亿元,约相当于1995年的1.7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3.2%,与1995年相比提高了2.5个百分点。1999年底,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26.9%,与1995年相比增加了2.1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在GDP的比重逐年提高,其中在1988年首次超过30%,达到30.51%,在2001年又实现突破,超过40%,达到40.46%,在2009年达到阶段峰值43.43%,在2010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71005亿元,占比略有回落,达到42.9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86581亿元,占比42.35%。上半年,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出口疲软、消费平稳增长的情况下,投资继续成为推动经济较快增长的火车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24567亿元,同比增长25.6%,其中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4.7%。

  第三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是促进市场发育,提高经济效益和效率,缓解资金、资源供求矛盾,扩大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

  除此以外,在调结构、促转型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加大第三产业比重的同时,还应当注重三个产业的协调发展。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建立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以持续的、稳定的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这应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也是我们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责任编辑:郭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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