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公司成移动支付“黄埔军校”

　　吉隆坡一家咖啡厅，顾客使用TnGD付款。苏静摄

　　【环球时报记者 苏静】“我要请你们与我们分享创新的思想，让马来西亚也可以从当代科技中获益。”18日，93岁高龄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杭州参观阿里巴巴总部时如是说。本月初，《环球时报》记者走访东南亚，对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与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的技术合作印象深刻。走进马来西亚本地移动支付公司TnGD的办公室，迎面看到的就是一圈从天花板到地板垂落的绳子，TnGD的本地员工介绍说，这些绳子从中国而来，它们象征中马合作拧成一股绳。这种“拧成一股绳”的合作，不仅仅出现在马来西亚，更普遍存在于支付宝全球化的9个本地钱包站点中。中国公司的“黄埔军校”正在因地制宜，为东南亚培养一大批优秀人才。

　　“出海造船”

　　菲律宾最大的本地钱包Gcash，和马来西亚本地钱包TnGD，都是蚂蚁金服团队与当地合作伙伴一起打造的、为当地民众服务的本地钱包。这些电子钱包打开后的页面，都与中国的支付宝有一定相似性，具有扫码支付、消费转账、生活缴费等一系列功能，同时也有不少本土化特征。比如菲律宾小额信贷业务发达，Gcash首页上就有小额贷款业务的按钮。又比如，马来西亚的本地合作伙伴TnG，专长交通领域，TnG卡堪称马来西亚人的“国民交通卡”，所以TnGD电子钱包也能刷码过闸，这让马来西亚一步到位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个可用手机二维码坐地铁的国家。

　　目前，支付宝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落地了9个本地钱包，蚂蚁金服将与当地的合作比喻为“出海造船”。这种中国企业走出的3.0新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本地合作伙伴+技术输出”的赋能模式，在本地寻找愿景一致且最熟悉当地的合作伙伴，再因地制宜地把支付宝在中国十几年来试验下来的最好的技术甚至商业模式带到当地。

　　Gcash的CEO安东尼·托马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与中国的合作为公司带来了三个维度的优势。第一是先进的技术，包括风险控制等;第二是可靠的经验，包括市场推广等;第三是全球生态体系，通过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全球的合作网络，迅速打通全球性资源。

　　有了这三个维度的合作，“年龄”已经不小的菲律宾本地钱包Gcash的业务发展，仿佛坐上了火箭，从2017年9月开始合作到现在，整体用户数量翻了3倍，达到了800万。同样，“新生儿”马来西亚TnGD电子钱包产品于2018年3月投入运行，短短4个月里，就实现了支付、转账、手机充值、缴水电费、买机票、订电影票等一系列生活应用，更在二维码过高速缴付口等交通场景里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头。

　　“最大的对手是现金”

　　数据虽然闪耀，但将中国技术和经验出口到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并帮助他们培养起一批人才却并不是简单的事情。菲律宾86%的人没有银行卡，66%的人连银行账户都没有，菲律宾人甚至没有统一的身份证，在这里进行实名认证面临重重困难。马来西亚也是一个现金社会，国内九成的交易仍用现金进行。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分别依托了淘宝平台和微信，本身就有广大的用户基础。而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这个基础是完全缺失的，从原始的现金社会直接跨越到移动支付，鸿沟不仅仅在技术上。

　　面临困难的同时，也是巨大的机遇。菲律宾有上亿人口，且平均年龄只有23岁。虽然人均GDP较低，70%的GDP却是由消费拉动的。在菲律宾，公司一般都是双周发工资，有时甚至一周一发，就是因为菲律宾人敢消费，工资一发，马上用完。“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现金。”安东尼·托马斯说，“移动支付在菲律宾未来还是蓝海。当务之急是培养用户的习惯，做大整个蛋糕。”

　　拓荒者

　　蚂蚁全球化钱包技术负责人熊务真之前在银行担任高管，一年有50天年假。相比现在不比以往的收入和缩水到1/5的年假，他说，打动他跳槽到蚂蚁的是HR的一句话，“试问：人生中有多少次机会做这样的事情，能改变1/3地球人的生活？”熊务真说，“这，就是我的初心”。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做本地钱包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体验或者寻找本地用户的“痛点”是什么。来自杭州的蚂蚁员工每到一个新国家工作，就会先抽出几天时间走一圈，学习市场，感受“痛点”。比如，菲律宾人喜欢借钱，民间小额贷款繁荣，很多送小贷的骑一个摩托车就送钱，Gcash就推出了很受欢迎的小贷业务。同时菲律宾也是对外劳务输出大国，Gcash也致力于为这个交通不便的“千岛之国”解决汇款“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用技术方式解决从国际汇款到国内汇款的全链路。

　　作为支付宝9个本地钱包走出去的技术拓荒总队长，熊务真说，所有站点每双周都开一次会沟通，交流各个站点的情况。这种“打通经验”的方式，让技术流动起来，形成良性互动。蚂蚁全球本地化菲律宾的负责人沈奕飞，是一只8年的“老蚂蚁”，他亲历了印度本地钱包Paytm项目落地的全过程，见证了这个支付宝9个本地钱包里的“老大哥”，是如何把用户从2015年的2500万提升到2017年底的2.5亿(排上全球第四大电子钱包)，现在又来到菲律宾再度“开荒”。沈奕飞每周要在菲律宾待3-5天。沈奕飞说，这种在“飞行中换引擎”的无缝连接方法，再加上不断寻找当地用户痛点，让“一带一路”沿线移动支付技术的“培训”节奏越来越快。

　　人才问题一直是东南亚本地钱包发展的掣肘。东南亚本身人才水平并不领先，而新加坡的虹吸效应又吸走了不少人才。让国内人才走出去，吸引和培养当地高技术人才，是蚂蚁金服“出海造船”的一大着力点。而两个团队的磨合也需要时间。中国员工早已习惯了高效率的工作节奏和“带着拼劲”的互联网公司工作氛围，但东南亚当地人则不然。一开始，菲律宾同事看到中国同事在加班，都不好意思走，中国同事有时发现这个问题，会在下班时间出去一会儿，然后再回来。渐渐地，双方彼此理解和吸引，大家的工作习惯趋于同步，默契也就产生了。来自杭州的马来西亚TnGD数字技术主管赵皓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们还会着重培养当地的领导者，为三四年后的工作做准备。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发展数字经济的窗口期，无论是印度的废钞运动和“大众金融计划”，还是“泰国4.0”战略，很多国家都寄希望于凭借数字经济弯道超车。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倡“五通”，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民心相通”。相比传统的基建援建，数字普惠金融的方式、先进的移动支付的方式，更涉及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它产生的心理黏性会更强，也能打破“一带一路”沿线上普遍存在的国民鸿沟。“国家层面有意愿，我们的合作就是在开放的心态中进行的，”赵皓说，“中国游客出境游带出去的扫一扫的消费习惯，也能影响到当地人，让后者渐渐养成扫码支付的习惯，更快接受本地钱包，更好地拥抱数字普惠金融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