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前财长瓦鲁法基斯文章：三大迷思困扰西方

　　参考消息网7月1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6月26日刊登题为《困扰西方的三个迷思》的文章，作者是希腊前财政部长、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文章摘编如下：

　　精英们的信心可以反映体制的可靠性。如今，大西洋两岸的精英们没有一点自信的样子。

　　在美国，令中间派吃惊的是，民众似乎对拜登的经济成就并不领情，反而被特朗普所吸引。欧洲版的特朗普主义也高歌猛进，让以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代表的欧洲自由主义者付出代价，德国绿党也引发类似的沮丧情绪。

　　俄罗斯经济在严厉制裁下并未被削弱，以及中国科技企业面对制裁时展现出的韧性，让整个西方产生了虚无主义和沙文主义交织的情绪。三种迷思造成那些曾认为西方霸权理所当然的西方中间派的集体失落。

　　第一个迷思是，政治中间派从根本上说是极右翼最大的敌人；第二个迷思是关于选民的，这些人中有一些是所谓的“普通选民”；第三个迷思认为制裁和关税可以打击中国和俄罗斯，因为它们依赖西方的技术、资本和支付系统。

　　三个迷思都大错特错。它们都具有误导性。要认清现状，就必须对这些想法进行批判。

　　中间派与极右翼共生

　　首先来看关于中间派与极右翼严重对立的迷思。想一想，如果玛丽娜·勒庞和当时的国民阵线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马克龙能一鸣惊人、当上法国总统吗？肯定不能。但如果不是像马克龙这样的人一边实施对超级富豪有利的政策(减税和大规模印钞)，一边让紧缩政策对至少一半人口造成巨大伤害，勒庞能成为强有力的挑战者吗？同样不能。

　　毫无疑问，马克龙和勒庞(很像美国的民主党人和特朗普)相互厌恶，但他们的力量是共生的。政治中间派对极少数人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对大多数人实施紧缩政策，助长了新法西斯主义右翼的兴起，而这反过来又让中间派坚称自己是反对新法西斯主义的唯一堡垒。

　　通胀伤害普通选民

　　再来看看关于那些对西方经济在疫情后强劲反弹并不领情的普通选民的迷思。那些认为马克龙的政治崩溃令人费解的人，或者指责美国民众不懂得感激拜登为他们创造的伟大经济成就的人，都活在人均经济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的电子表格里。对他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小数点增长和失业率下降一个百分点就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1992年，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是“笨蛋，问题是经济”。现在依然如此。但今天的问题是：“谁的经济？”当你问那些为生活苦苦挣扎的人，为什么在GDP增长的时候还满腔怒火？他们的回答是：“也许你的GDP在增长，但我的没有。”当你告诉他们通胀已经趋于平稳时，他们反驳说：“也许你的物价没有上涨，但我买东西的价格已经高上天了！”说白了，在2008年之后，漂亮的宏观经济数据已经不再能反映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

　　打压中俄事与愿违

　　在高估了自己对本国人民的统治力之后，西方中间派精英又开始高估他们的外部敌人(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力。但对于这两个敌人，他们运用至高无上的大国权力的结果都事与愿违。

　　对于俄罗斯，西方在它入侵乌克兰之后实施的前所未有的制裁成了天赐良机。俄罗斯政府对本国寡头们的控制很有限，这些人将大部分不义之财存放在西方国家，以对冲风险。但制裁给了俄政府机会，迫使寡头们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做出选择，再用让他们接手西方退出的有利可图的业务(例如麦当劳和宜家)，给他们一些甜头。

　　此外，在脱离西方供应链之后，俄罗斯的战争经济带来了大规模的再工业化运动。这弥补了进口中间产品和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

　　中国的韧性令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更加失望，他们原以为拜登的《芯片与科学法》禁止任何人向中国企业出售先进半导体，能从根本上削弱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并帮助美国赢得又一次冷战。然而，华为等中国公司利用先进的软件提高算力，其他中国芯片制造商则在硬件方面迎头赶上。同时，中国生产的大量低成本、技术先进的电动汽车和绿色能源设备令美国和欧洲当局措手不及。

　　对西方精英信心打击最大的或许是，他们无法让民众相信，制裁真的让企业回流和制造业回归了。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30年来的国内投资匮乏让西方变得无能。无论我们看向哪里(不管是美国、英国还是欧盟)，我们都会发现，它们缺少曾经让它们变得强大的专业知识，从英国的铁路、美国的核潜艇计划到绿色能源、公共卫生等都是如此。

　　中俄发展的对比对西方决策者产生巨大影响。几十年来，在企业的游说和智库的诱导下，他们一直在消耗国家做该做的事情的能力。这种痛苦的领悟能否让他们抛弃蒙蔽他们如此之久的三个迷思，我们拭目以待。（编译/王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