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9月7日文章，原题：反恐战争之后是什么？对华战争？ 美国退出阿富汗，这让许多美国人和分析家说：“早知如此，我们就不会走这条路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但它仍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会让我们可能在20年后回顾的时候说，“早知如此，我们根本不会走上这条路”？

　　我的回答可以用一个词概括：中国。

　　而我的担心也可用几段话来概括。1979年到2019年的40年是美中关系的一个纪元。两国关系起起伏伏，但总体而言是我们两国经济稳步融合的时代。

　　美中深度融合帮助推动世界经济更深入的全球化，并支持世界两个大国之间40年的相对和平。请永远记住，正是大国冲突给我们带来了动荡的世界大战。

　　美中全球化时代使一些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也为其他国家打开了巨大的新出口市场。它使中国、印度和东亚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同时让更多的美国消费者享受到众多价廉物美的产品。简言之，如果不是美中关系，世界在这40年的相对和平与繁荣就无从谈起。

　　但过去5年，美国和中国开始分道扬镳，也许会走向直接的对抗。

　　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我们两个国家——更不用说许多其他国家——很可能在20年后回顾现在的世界时会说，由于本世纪20年代初美中关系的破裂，世界变得更加危险，不那么繁荣了。

　　起初，这两个巨头在台面上来往密切，偶尔在台下使绊子，现在变成了在台面上生意少了，台下使绊子越来越激烈——激烈得连台面都快要打破，两败俱伤地离开。

　　但在我们从与中国的“合作-竞争”演变到对抗之前，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些尖锐的问题。中国也要这样做。因为当这种关系消失时，我们可能真的会怀念它。

　　我们首先需要问：在一个新兴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之间，中美竞争/冲突在哪些方面是不可避免的，在哪些方面是可以通过明智的政策加以抑制的？

　　先说不可避免的。在经济一体化40年的前30年里，中国卖给我们的是我所说的“浅层商品”，比如我们穿在身上的衬衫，穿在脚上的网球鞋和装在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而美国卖给中国的是“深层商品”，比如深入其系统的软件和计算机。中国需要这些东西，而且只能从我们这里购买。

　　而今天，中国可以制造越来越多的“深层商品”，但两国之间没有共同的信任，无法在我们的家里、卧室和企业安装其深层技术，甚至无法再向中国出售我们最深层的商品，如先进的芯片。当中国向我们出售“浅层商品”时，我们并不关心它的政府是威权主义、自由主义还是素食主义的。但当我们开始购买中国的“深层商品”时，共同的价值观很重要，而它们并不存在。

　　地缘政治咨询公司Macro Advisory Partner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纳德·穆萨维扎德建议，如果我们现在要把注意力从中东转移到对抗中国的不可逆转的战略上，那么我们应该先问三个基本问题。

　　首先，他说：“我们是否确定我们对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的动态有足够的了解，从而认为其不可避免的使命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威权主义？特别是当这需要美国将反华的决心代代相传，反过来又会导致一个更加民族主义的中国？”

　　其次，穆萨维扎德说：如果我们相信同盟是“美国独有的资产，那么我们是否像我们与亚洲和欧洲盟友谈论他们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现实一样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确保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被纳入对中国的共同路线当中？否则，任何同盟都会瓦解。”

　　穆萨维扎德认为，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我们认为在经历了20年的反恐战争之后，现在我们的优先事项必须是“在国内修复——通过解决基础设施、教育、收入和种族平等方面的巨大缺口”——那么强调中国威胁是更有用还是更危险？它可能会点燃美国人的火焰，让他们认真对待国家振兴。但也可能点燃整个美中关系的火焰，影响到从供应链到学生交流到中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一切。

　　不管怎样，在我们从反恐战争转向对华战争之前，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我们要想清楚。

　　我们的子孙会在2041年感谢我们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为《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乔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