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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西方政治“变形记”

2017年01月12日 16:21   来源: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题:“后真相政治”重塑欧洲

  新华社记者张伟 葛晨 刘向

  “后真相”是牛津词典2016年的年度词汇。英国脱欧公投期间,这一词汇频繁出现在各类报道和分析文章中,公投本身也被定性为“后真相政治”,即“客观事实对公众观点的影响不如诉诸感情或个人看法更有力”。

  “后真相政治”背后,是民粹主义运动和社交媒体的结合,是政客对民意的迎合、诱导与操纵,更反映出欧洲传统政治机制在数字化时代的失灵和失效。可以预见,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后真相政治”仍将在欧洲长期存在,继续冲击乃至重塑欧洲政治生态。

  乱象

  时隔半年多,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困惑和混乱仍在发酵。日前,英国驻欧盟大使伊万·罗杰斯突然宣布辞职,并在告别信中强烈抨击政府的退欧谈判政策,斥之为“思维混乱”。

  事实上,早在公投宣传期间,各种乱象已经出现,尤其是脱欧派政客散布错误信息,煽动不满情绪。英国作家尼克·科恩在谈到脱欧派政治家鲍里斯·约翰逊和迈克尔·戈夫时指出,“他们信口开河说大话,轻视实际问题,漠视专业知识”。

  脱欧派当时声称,欧盟成员国身份每周使英国损失3.5亿英镑,但绝口不提英国从这一身份得到的好处;脱欧派还大肆渲染外来移民抢走本地人工作岗位,破坏社会安全和传统文化,但只字不谈移民对英国社会的巨大贡献。

  这类无视或扭曲事实的谎言和谣言得到广泛传播,在英国脱欧公投中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所谓“民意”是遭到左右和操纵的民意。

  放眼欧洲政坛,这种现象绝非英国独有。欧盟委员会前委员、奥地利人弗朗茨·菲施勒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2016年,欧洲民粹政党借助社交媒体的便捷传播方式,利用部分民众对全球化的不安和害怕心理,乘势壮大。

  分裂

  在不少西方人士看来,现代传媒似乎正制造一个“后真相时代”,人们更多地相信“我所认为的真理”“我所感觉的真理”,而不是客观真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欧洲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加剧了不同阶级、不同族群、不同团体之间的分裂。

  去年11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演讲中说,谷歌、脸书等网络巨头正在创造扭曲的信息棱镜。这些公司通过独家算法,将信息筛选后呈现给受众。民众最终只能收到“符合”他们偏见的新闻,而这正是给“后真相政治”民粹主义者的“礼物”。

  变局之下,欧洲传统的政党和政治体制难以适应,这恰恰给民粹主义运动带来更多机会。菲施勒说,相比传统政党,民粹政党尤其是右翼民粹政党,更善于利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传播他们的主张、吸引更多追随者。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杜鲁瓦·贾伊尚卡尔认为,英国退欧可以说是“数字化民主”凌驾于代议制民主造成的首次“重大事故”。“数字化民主”强化了分化、僵局、偏信、不满和误解,政治论调越来越趋同千篇一律的网上言论,“粗鲁、野蛮、肤浅”。

  冲击

  2017年是欧洲选举年,荷兰、法国、德国将相继举行大选,意大利也可能举行议会选举。届时,民粹主义政党如何搅动各国政坛,假消息、假新闻是否左右选情,“后真相政治”如何重塑欧洲,这些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和担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说,“后真相政治”的主要特征包括编造事实,否定精英以及运用新媒体,用互联网绑架民众,用投其所好的信息控制受众,让其逐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鉴于美国总统选举出现的种种乱象,德国政界主流声音越来越担心,今年9月的联邦议会选举可能受到各种假消息的影响。去年年初曾有报道称,一名俄裔女孩在柏林遭到来自中东的难民强奸。消息迅速传遍各社交媒体,引发上千人上街游行,但最后被证明为假新闻。最近,网传德国城市多特蒙德在跨年夜发生难民纵火和大规模暴力事件,也已被证明为虚假消息。

  而在去年法国中右翼阵营的总统候选人初选中,一些极右网站毫无根据地大肆宣扬,参与竞逐的前总理阿兰·朱佩与穆斯林兄弟会有染。英国《卫报》预计,今年法国总统大选期间,此类假消息也将充斥竞选的舆论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在欧洲兴起的极右翼政党和势力都很好地利用了网络,而网络和公投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直接民主”,“直接民主”冲击了欧洲传统上以代议制为主的间接民主。

  崔洪建表示,对于欧洲政局,除了关注一些极右翼政党能否上台,更要看整个政治思潮和政策主张的变化。当前,欧洲整体政治光谱向右移动,比如在法国,中右翼阵营总统候选人菲永与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的政策界线正在模糊。欧洲既有政治体制和主流政党如何适应调整、消化“后真相政治”的冲击,重新掌握话语权和影响力,值得深思。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题:日本“网络右翼”与“传统右翼”相互借势

  新华社记者冯武勇

  近日,因韩国民间团体在釜山日本总领事馆前设置“慰安妇”少女像,韩日围绕“慰安妇”问题的纷争重燃,被称为“网络右翼”的日本网民群体趁机在社交网站大肆散布憎韩、厌韩、污蔑“慰安妇”的网文、评论和漫画,掀起新一波反韩浊浪。

  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网络右翼”不仅在社交媒体等新舆论场声势汹汹,还从线上走到线下,与传统右翼势力互相借势,反过来对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线上线下互动密切

  一般认为,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为解决“人质”问题访问朝鲜,以及部分日本民众对韩日世界杯的吐槽,是“网络右翼”最早作为现象浮出水面。2006年,排外主义团体“排除在日特权市民会”(“在特会”)成立,利用视频网站发布乃至直播排外活动场景,迅速扩大了影响。

  “网络右翼”的兴盛与日本政坛的右倾化息息相关,并且出现了“网络右翼”与传统右翼势力互相借势的情况。

  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社会学者山口智美指出,“在特会”兴起之际,正是安倍首次上台执政。2007年安倍发表了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言论,而“慰安妇”问题正是“在特会”用于煽动反韩反朝的主要靶子之一。2012年安倍政权复活后,围绕“慰安妇”问题,“在特会”等排外主义势力与亲安倍的最大右翼团体“日本会议”勾结得愈发紧密。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学者吴限认为,“网络右翼”在“线上”虽然没有组织机构,但是“线下”很可能是某个右翼团体的成员,同样,传统右翼也可以通过线上活动成为“网络右翼”,这实际上成为右翼势力能够互相联动和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

  富山大学讲师齐藤正美曾经深入接触过“在特会”。有成员告诉她,他们这些人的言行表现得越过激,其他右翼政治家和保守团体的主张看起来就会显得相对“温和”,从而为“主流”右翼起到了掩护作用。

  造谣污蔑无所不用

  吴限说,由于网络带来的身份隐蔽、传播迅速、影响广泛等技术优势,“网络右翼”更惯常于利用网络、多媒体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来进行舆论攻击、话语权争夺和意识形态渗透。与传统右翼相比,由于网络技术发展和监管制度漏洞,“网络右翼”的言行更具不可控性,其遗毒流布甚远。

  从“网络右翼”惯用的“落选运动”可看出其影响力和破坏力。近年,每逢参众两院等重要选举,一些热门网站准会出现“落选黑名单”,名单上绝大多数为在野党议员。即使在自民党内部,前干事长石破茂2012年与安倍竞争总裁,也曾遭遇“网络污名化”。题为《石破茂的真面目》的匿名文章在网络四处传播,支持他的议员因个人信息被披露而收到大量抗议和攻击电话、传真、信函等。结果,虽然石破茂所得普通党员票数远远领先安倍,但议员票大幅落后。

  造谣,也是“网络右翼”的惯用手法。去年8月,日本一些社交网站大量出现所谓“大批中国渔船”进入钓鱼岛水域的照片。后经查证,原图是开放渔汛后中国渔船的出海照片。而在冲绳县与安倍政权围绕驻日美军新基地的争端中,“网络右翼”不断捏造和散布各种谣言,污蔑和抹黑冲绳县知事等反对基地人士。

  配合安倍制造舆论

  吴限认为,“网络右翼”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直接而显著,主要表现在:一是直接发起“线上”“线下”行动。比如,在网上煽动市民支持“修宪”,鼓动参加相关签名请愿活动,传播历史修正主义色彩的文艺作品影响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历史观,对一些以同情基调报道“慰安妇”的媒体发起抵制运动等。二是利用网络资源大造舆论,与传统的保守媒体互动,以所谓的“民意”来配合安倍政府处理内政外交重大问题。

  实际上,安倍本人也非常擅于运用网络。2013年,安倍在视频直播网站主办的活动中身穿迷彩服登上坦克,博得右翼群体一片喝彩。安倍的脸书账号经常出现排外主义、历史修正主义的跟帖。

  吴限认为,由于“网络右翼”群体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能量,安倍政权出于政治目的,不仅重视、更是采取“迎合”态度,二者实际上形成了相互利用、互为倚重的共谋关系。今后安倍在推行右倾保守化政策中会继续倚重“网络右翼”等势力为其“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而包括“网络右翼”在内的日本右翼势力在安倍政权的庇护和纵容下,也会继续猖獗。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题:美国政治遭遇“网络变量”

  新华社记者杨定都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即将入主白宫,但与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等有关的各类谣言仍在蔓延。1月11日,有网络谣言称推特公司将在48小时内关闭特朗普的推特账号,理由是这一账号发布仇恨和种族主义言论。而推特一直是特朗普发布言论、与选民互动的重要平台。

  这则假消息一度在网上刷屏,不满特朗普的网民纷纷为推特公司“点赞”。尽管消息很快被辟谣,但这起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网络对美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回顾特朗普当选这一“黑天鹅”事件,或许应当重新审视黑客、水军、“邮件门”等网络元素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

  网络政治分水岭

  近年来,网络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日趋明显,但总体被视作政治的从属工具。然而,2016年大选中,社交媒体对美国政治生态影响之深,或使这次大选成为社交媒体影响美国政治生态的分水岭。

  研究美国问题和网络政治的复旦大学学者汪晓风认为,不论是选前预测希拉里必胜,还是选后找理由论证反全球化浪潮、民粹主义等因素导致特朗普获胜的必然性,许多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沿用的都是前互联网时代的传统逻辑和方法,“网络政治的决定性影响”被忽视或严重低估。

  据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俄方“入侵并泄露了”民主党内部邮件,安排“水军”在社交媒体上散播不利希拉里的谣言。不过无论真相如何,希拉里在大选期间始终没能摆脱“邮件门”的阴影。

  汪晓风认为,希拉里应对“邮件门”的被动方式,暴露了美国传统政治精英对网络时代的不适应,“他们试图控制信息、操控议题,然而在互联网时代,热点议题往往突然爆发,出人意料;掩盖信息更是变得不可能,也不必要”。

  本次大选中,网络政治还在议题塑造、舆论引导、资金筹措、竞选组织等多个环节发挥了重要支撑平台和博弈工具的作用,对选情影响重大。

  网络政治影响力的爆发,背后是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深度普及。在美国,仅推特就有1亿用户,社交媒体成为美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特朗普凭借拥有上千万粉丝的推特平台,甚至开启了“推特治国”“推特外交”的先例。

  传统政治受冲击

  回顾这次大选,《纽约时报》认为,西方政治已进入所谓“后真相时代”,罪魁祸首是民粹主义运动与社交媒体的结合。“个人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围绕自己的观点或偏见决定如何消费媒体,而民粹主义领袖也乐于鼓励他们这样做。”

  汪晓风认为,数字时代至少对西方政治的舆论环境、议题设置和官员选拔三个方面造成冲击。首先是传播失序,谣言四起。美国大选中,奥巴马不是美国人、民主党涉嫌贩卖儿童等荒诞不经的谣言肆意蔓延。这些纯属捏造的谎言,经过具有情感吸引力的叙事包装,通过网络平台不断放大传播效果,影响了很大一部分选民的选择。

  其次,议题设置情绪化。希拉里从政数十年,算得上治国理政的行家里手,谈起各种经济政治问题头头是道,但却无法制造热点话题。相比之下,特朗普提出在美墨边境修墙这一简单粗暴的“雷人”提议,引发广泛争议和关注,更触及选民内心对移民问题和所谓“政治正确”的不满。可以说,网络政治的情绪化产物,一定程度上抢夺了“正统”政策议题的关注度。

  三是传统精英的话语权被削弱。网络放大了选民对政府和政客的不满,反而令没有从政经验的局外人受到青睐。而传统政治精英尽管富有理性,但因不适应网络政治、把握不住网民的情绪,他们的诉求也因此被许多选民屏蔽。

  数字时代的民意“暴走”,对国际政治、外交生态也带来深刻影响,这从特朗普漠视国际政治常识的言行,以及西方社会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都可看出端倪。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题:“网络民粹主义”何去何从

  新华社记者刘莉莉

  数字化时代放大了西方社会固有或新生发的各种矛盾,催化着政治、经济、阶层、信仰、身份认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出现和加深。在新媒体、社交媒体等新传播工具冲击下,“民意”被诱导、被裹挟、被塑造、被歪曲、被撕裂,甚至被伪造。以至于,“得社交媒体者得天下”一说,被越来越多西方政客认同和追捧。

  在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将社交媒体视为胜选的一大利器,上台后仍将继续“推特治国”;在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利用网络,正将整个政治光谱向右移动;在日本,“推特”“脸书”正成为右翼否认历史、发表谬论的新舞台……

  特朗普本人曾说,“善用媒体,还要学会虚张声势”,“好名声比坏名声强,坏名声比没名声强”。诚然,数字化时代,一些极端观点和言论在社交媒体上正裹挟着一股乖戾之气,冲击西方传统的舆论体系和民意渠道,“网络民粹主义”正成为西方政治生态的颠覆者。

  在数字化时代,西方民意为何被扭曲,民主为何失灵失效?首先应当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泛滥的现实谈起。

  从外部来看,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经济竞争加剧,冲击西方国家,导致大量美欧蓝领工人陷入拮据处境,而这一人群正是支持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中坚力量;从内部来看,西方国家昔日“橄榄型”社会正在向“水桶型”或“蛮腰型”社会发展,阶层之间出现分化,政治上出现极化……外部冲击和内部对立交织,为民粹主义盛行提供了土壤。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认为,在西方,民粹主义与新媒体实现了相互联合,而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取得大的发展,也主要依赖新媒体。

  其次,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传统民意产生的过程和基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网络获取信息,这使得人们只听到其中一方论点的机会越来越多。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储殷说,社交网络使边缘人群获得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网络观点并非民意的完整体现,同时网络意见往往较为偏激和任性,缺乏理性思考,情绪化严重,甚至出现小道消息、谣言满天飞的情况,搅乱了舆论体系。

  再次,西方民主价值观和模式自身的缺陷,也在数字化时代被进一步放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向阳说:“现如今,西方民主制度已显陈旧,常年失修,出现失灵,例如美国选举人制度存在弊端,败选的人并不服输,而欧洲国家经常草率公投,这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豪赌。”

  陈向阳认为,新媒体技术已形成潮流,这给一些“另类”政客创造了异军突起的机会,例如特朗普正是凭借在新媒体上的强大影响力击败众多建制派候选人。同样,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也经常在“推特”上发声,以此收获大批追随者。

  在数字化时代,“网络民粹主义”加剧了西方国家政治生态的不稳定性,加大了在内政外交上“暴走”的可能性,值得警惕和深思。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题:网络起家的政坛黑马——五星运动党

  新华社记者葛晨

  意大利最大反对党五星运动党领导人贝佩·格里洛近日炮轰意大利媒体“制造假新闻”,“要让大众评审决定新闻的真实性”。此言一出立刻招致意大利媒体声讨,意大利全国媒体联合会谴责格里洛的言辞“中伤了所有记者”。

  言辞大胆、出位是喜剧演员出身的格里洛一大特点,他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自2009年横空出世以来从不按常理出牌。

  借助网络起家、拒绝“左右”标签,五星运动党2009年10月由格里洛与网络战略顾问吉安罗伯托·卡萨莱焦共同建立,很快就成为意大利政坛一匹黑马。2013年意大利大选中,五星运动党以将近25%的支持率成为众议院最大反对党,该党成员迪马约·路易吉被选为众议院副议长;2016年意大利地方选举中,五星运动党一路领先,拿下罗马和都灵两个城市的市长位置。

  五星运动党一直以反建制、“非主流”的形象著称。格里洛站在建制派的对立面,反对自由贸易、抨击金融系统,主张清洁政治、直接民主,拒绝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多次公开表示如果上台将推动公投让意大利退出欧元区。这些口号让五星运动党在选举时赢得不少草根选民青睐。

  这一政党的运作高度依赖互联网。格里洛上世纪90年代便开设个人博客发表政治评论,如今这一博客由专业团队运营,每天发表政治评论文章,成为五星运动党最主要的发声和组织平台。五星运动党的人员交流、集会和宣传大多借助社交媒体工具统筹和协调,所有人员招募、欧盟和意大利议员的选举投票等工作全部在格里洛的博客网站注册投票完成,比如在网上对移民法投票,推举总统候选人等。

  五星运动党擅长借助网络造势、拉拢选票,但实际执政能力受到怀疑。五星运动党代表维尔吉尼娅·拉吉去年6月当选罗马女市长,得票率接近70%,但执政以后的表现频遭质疑,让她辞职的呼声愈发强烈。

  然而,五星运动党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2017年,意大利可能举行议会选举,如果出现五星运动党胜选执政的极端情况,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意大利,更会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走势产生示范效应和强烈冲击。(完)

(责任编辑: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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